移动的舞台：变幻多姿的“真实性”样态
长期以来，传统人类学，特别是在这一学科诞生时期的重要学理依据“进化论”的主导下，单线的社会进化论成为一个主旋律（彭兆荣等，2004：117—151）。早期的民族志研究秉持一个认知上的假定：相对于西方高速发展的、“进化”完全的、工业化程度高的“文明”社会，那些“异文化”社会是封闭的、落后的和静止的。今天，这种情形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其主要推动力来自“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作为国际关系和“现代化”的延续（P.M.Burns，2002：124），“全球化”在吉登斯那里被描绘成这样一种景象：世界范围内广泛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加强，它使得在某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地方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反之，在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对某一地方也造成比以往越来越明显的影响（A.Giddens，1990：64）。对民族志而言，“当代人类学的发展反映出一个中心问题，即关于在一个急剧变迁世界中的社会现实的表述”（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1998：8）。
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移动性”（mobility）——政治、经济、军事、资本、人员、货物、文化等空前的移动与流动。据此，有学者归纳出五种“移动—流动的图景”：其一，族群的图景。不同的民族、族群和人群，包括移民等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大规模的移动现象，从而发生史无前例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其二，技术的图景。科学技术作为技术性工具、概念等的交流和交换已经在全球化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充当无以替代的重要角色。其三，财经的图景。当代社会是一个经济商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出现了全球资本的流通。资本的活动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活跃和具有广泛性。其四，观念的图景。扩张性的政治理念和价值，特别是以西方为主控叙事（the master narrative）的社会价值。今天，社会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也会借助全球化的流动进行传播和互动。其五，传媒的图景。通过报纸、杂志、电视节目以及电影等广泛传播信息的方式以展示其特殊的现代能力（A.Appadurai，1990：295—310）。
“全球化”趋势一方面快速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导致了对传统社会价值的变化与认同。在以传统农业伦理为基础的社会里，一个最明显的变化为：过去人们从与土地的“捆绑”关系中所获得的安定感和稳定感，今天只能从快节奏的移动中才能得到。这种带有悖论性的价值完整地体现在“后现代主义”理念中。拉斯等人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归纳为“形象和象征的增殖与扩大”（S.Lash ＆ J.Urry，1994：256）。当代社会的“移动性”首先表现为人的流动；旅行、旅游、迁移、离散（diaspora）等“移位现象”（displacement）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表述进入到了研究视野。无怪乎诸如“旅行文化”“旅行理论”“文化混合”（hybridity）等论题频频出现于吉登斯、萨义德、克里福德等重要理论家的著述中。然而，面对空前而广泛的移动现象，传统民族志的研究范式面临巨大的挑战——以往对“静止社会”的研究范式是否适用于当代“移动社会”？不同社会的“真实性”样态有何本质差异？作为应用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旅游民族志对“真实性”的讨论为我们提供了实验性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在旅游民族志的研究领域，麦克内尔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著名的“舞台真实”（staged authenticity）问题。此后它一直成为相关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论题。麦氏的“舞台真实”显然受到更早一些有关表演“真实性”理论，特别是戈夫曼“真实理论”的影响。戈夫曼在分析“表演”的社会机制时借用“商业大楼”为例，以说明在“同一个真实”面前不同人群在接触和认识上的限制和局限。戈夫曼把大楼分成两部分：前面是举行会议、主人会见客人或者从事商业服务的地方，后面是主人或者工作人员休息、进行表演前的准备和表演后放松的地方。据此，他提出了“真实性前后两分制”（E.Goffman，1959：144—145）。
麦克内尔（D.MacCannell，1999：1）将这一套理论移植于旅游研究，他把游客主要定位在“以现代人为核心”的模式之上。麦氏的基本观点是：游客旅游的目标和目的是为了看到他们所预期的“真实”，即看到他们生活以外的真实场景而非旅游“标示物”（markers）。然而，事实上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所见到和体验到的只是旅游标示物“真实”的外在象征符号，却不是真实的“整体”（whole）。另一方面，游客又通过旅游活动反观自己，自己也成了“镜”中映像。换言之，游客只看到被装饰过的“舞台真实”，而非“本来真实”。(https://www.daowen.com)
对于麦氏的“舞台真实”，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格拉本从游客作为人类的角度出发，确立人类在“类”上的共同性。人类之所以可以被定位于“游客”，是因为他们遵循同一种道德，可以从旅游活动中获得一种再创造的共同性经验；这些都建立在人的自由意愿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某些具体的事情或者“物”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游客并不是“部分人”而是“完整的人”（N.H.Graburn，2001：150）。柯恩从社会交换关系的角度进行批评。由于现代旅游的“商品交易化”作用，所有的事物和活动都在商品交换中获得一种价值的转变。价格转变成了货物和服务，进而转化成为一种交换系统，事物和活动无不从价格市场上获得相应的存在标志（E.Cohen，1988：380）。因此，任何物质和事物的内在固有品质已经丧失殆尽。由此推之，旅游过程中的“真实性呈现”也因此转变成了一种“图谋”和非真实的东西（同上：379）。厄里则认为，在旅游活动中的“日常生活的责任和义务将被暂时搁置起来”（J.Urry，2002：10），而以一种非常独特的心态、方式和眼光去看待旅游活动中的事物。“游客的眼光”因此显得非同寻常，是行为者对特殊事物所进行的观察和主动“投视”；任何其他人、方式和器械都无可替代，并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行为者不是简单“物质意义”上的行为，而是在寻求经验意义上的“真实”。这种“真实”建立在游客的“想象”之上（同上：13）。仿佛“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莎士比亚”，对象的“真实”与游客眼中的“真实”不可能重叠。
为了区分真实性之间不同的指称和差异，我们有必要对旅游民族志研究中的“真实性”（authenticity）概念作一个解释。从词源上考察，旅游民族志所讨论的“真实性”与“权威性”（authority）同源。为什么要强调“公认”性质呢？在当代社会中，“自我”与“社会”间的分裂与分离状况越来越明显，已经使得“真实性”与“虚假性”（falseness）并不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E.Cohen，1988：371—386）；人们很难从中找到某种公认的真实属性，所以，旅游民族志所讨论的一个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旅游活动寻求“自我／社会”整合和作用中的真实存在。归纳起来，旅游的真实性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体现和认识：（1）“客观性真实”（Objective authenticity），指客观方面的原始属性。（2）“建构性真实”（constructive authenticity），指在真实的建构中既包含了原始的客观属性，又浸透了一些其他因素，包括诸如想象、期待、偏爱、信仰、权力等，使之成为一个类似的“生产者”。（3）“存在性真实”（existential authenticity），指“存在”（being）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潜能由旅游者和旅游活动所引起、所获得。以此为出发点所得到的结论是：旅游本身就是一种“真实”，与具体的旅游中的客观物质无关（Ning Wang，1999：352）。
在“客观性真实”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如果民族志研究者或游客把旅游目的建筑在获得客观真实之上的话，那么，实现这一目标很困难。原因是：现代社会以“移动”为标志的活动，如旅游、旅行、迁移、离散等渗透了大量现代社会“文化商品化”的意识，致使“客观性真实”包含着大量的“虚假事件”，而在“虚假事件”基础上所积累的经验只能是一种对真实的“想象”，非真实本身（D.Boorstin，1964：106—107）。
在“建构性真实”的讨论中，由于“建构性真实”与“客观性真实”并非同类所指，具有很大的诠释空间。布鲁纳认为，建构的真实性应包括以下三种截然不同的意义：（1）指一种历史性的“类真实”——即在原生性真实基础上“再生产”的结果，是按其原型再生产的“复制品”；（2）“真实性”意味着对历史进行的准确性模仿，具有不言而喻的目标性意图；（3）“真实性”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原本应指原始事物之本体，而不是对原始事物本体的复制。但客观上，真实的“再生产”方式和程序却未必能够满足这种基本要求（E.Bruner，1994：400）。此外，“建构性真实”缺乏延续上的一致性，它可以指真实性结构本体内部的“关系存在”；也可以是社会现实中具体、客观知识的再现，只不过这种再现包含了主观因素和人为的选择。“我们把客观的知识和真理看作是某一种视野的结果。知识和真理是被创造的，而不是思想的发现。”（T.A.Schwandt，1994：125）
自人类学诞生以来，民族志研究就一直把记录和反映“真实性”作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和学科目标。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以及由此所引入的新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因素，致使“真实性”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样态。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所关注的问题、采取的方法、形成的范式等，必然使他们在“真实性”样态的把握和反映上出现差异。既然“真实性”处于变化之中，那么，民族志对它的反映和解释亦在过程之中。同时，民族志研究的历史也构成了另一种“真实性”的学科样态——不仅包括认知理念的时代性样态、实践原则的差异性样态，而且反映在民族志写作的范式性样态等；这些不同的样态无疑丰富了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因篇幅所限，本文所讨论的范围虽无法涵盖“真实性”的全部内涵，但通过民族志研究中三个历时性样本的展示，以及不同时代对“真实性”认识之间的关联性，希望能够管中窥豹，以期对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