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表述主体的共同体
若干要点讲完规范，我们来讲一下共同体。海外民族志从个人的学术行为到它跟一个共同体的关联，就是说你去做海外民族志是带着共同体的背景去做的学术活动，不是单纯去旅游的，你承担着一个社会在关心什么问题、在提出什么议题这样的期许和传达的使命走出国门，所以作为表述主体的共同体在这里出现了，所以我们在认识上要有从个人主体到共同体主体的理念。
作为表述主体的共同体有一个要点：学术是共同体的衍生物、伴随品。比如，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很能聊天，一些很有见解的司机如果有学术训练的话，他写的文章就又生动，又有见解，又能针砭时弊，又能提出很有见解的政策性意见，但是他就只是聊天，不会发表文章，这是个人性的。一个东西写出来是学术，在一个知识共同体内部传阅，确实是因为它是共同体的产物、伴随品。
再把这个要点分解一下，共同体造就学人。
拿人类学来说，由业余的人类学家到专业的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就是由这个体制设定的专业职位。一个国家和共同体设定这样的职位，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需求，而不是因为个人爱好，所以是共同体造就学人。再一个是共同体产生知识兴趣、共鸣群体（读者）。为什么有的人的文章写出来有人读，不管是当下的人还是他死后的人来读，他心中都有一个预期的读者，这个心中的读者（群）是被作者想象为共同体的，或许有人说是国家共同体，有人说是语言共同体，还有的人说是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的共同体，各种各样都有，总之他毕竟要有一个共同体。再一个是共同体传承学术成果，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一定要传承才是学术，如果没有传承，就不构成学术。
上面讲这些，都说明学术是共同体的衍生物和伴随品，反过来，学术则催生新的共同体或促成共同体的新生。共同体为什么需要学术呢？因为共同体要有更好的延续，消减危机，展望发展的可能性，需要建立反思机制。这就需要专门的人来从事这样的工作，这就把学术和共同体从另一个宽泛的角度联结起来。
在场的意义下面再强调一下作为表述主体的共同体在场的意义。我们整个学理上的论述是在强调走到国外做学术，“在场”非常重要，因为有这个信念，所以认为海外民族志对整个中国社会科学是必要的。我要强调学理上的申说。我把海外民族志的知识生产分解成“我看—我看见—我认为—你接受”。“我看”是一切可能性能够发生的初始动作；“我看见”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我认为”是在看的基础上形成的我的观点；“你接受”是后果，是知识的传播结果。那么凭什么别人要接受呢？为什么解释能够被相信呢？因为“在场”是一种知识可信度的要件。因为在场，就有所见，你能以此为据来思考，进而形成自己的想法。“在场—所见—我思—转化为你之思”，这是一个能够贯通的过程。在场者是一个主动者，是一个自信者，他的说法有说服力，并且他的说服力构成一种压力。比如，一个美国学者谈论中国社会和一个中国学者谈论美国社会。一个美国学者在中国做过专门和长期的实地调查，但中国现在找不到有同样研究经历和研究实例的中国学者，可能现在也有这样的人，但这是在普遍情况下作的假设，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美国学者在中国作调查。这种情况下他来谈论你的社会和你谈论他的社会，这个可信度是不一样的，这种在场和不在场所体现出来的可信度和压力是不一样的。
西方作为民族志叙事的主体，同时也成为世界普遍主义思维模型的创立者，普世价值的申说者、裁判者，世界议题的设置者，就是说西方在当今世界各领域里是一个主动者，这个主动者是以它普遍主义的表述为支撑的。如果还是以“在场”来评述的话，西方的学术实际上就是全世界的在场，就是由这样的生产机制来支持的，所以当他们标榜普遍主义的时候，他们确实是有他们经验的东西在里面的。我们今天要标榜普遍主义的时候，不管逻辑和学理的支撑是什么，经验的支撑就会有缺陷，因为你一直在一个太自成一体的体系里面，在其他地方你不出现，作为经验研究者来说这就是差距，所以在场者和不在场者的差别就是：在场者编织故事，不在场者传讲故事。在场者通过实地调查建构故事，然后你们拿去传，当然你传的时候可以改变，可以有自己的版本，但是渊源还是只有一个，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东西在里面起作用。
叙事的意义讲作为表述主体的共同体，还需要谈叙事的意义。民族志是共同体对共同体的表述地位、能力以及主体性明确程度的知识证明。我们拿民族志来讲共同体和共同体的关系，在前面很多例子中我都已经提到，一个共同体跟另一个共同体，谁是主动者，谁是被动者，民族志的表述可以有指标的作用。你看两个共同体的民族志的关系，你就能够知道这两个共同体是什么关系。你也可以引申出来说，他之所以是这种表述关系，就是因为共同体之间是主动者和被动者的关系，所以民族志是申说者和被申说者、充分的申说者和尚未发育充分的申说者的关系。也可以说恰恰是因为在共同体互动中，这个叙事关系的建立真正地、长期地维持了这两个共同体的关系。因为一朝一夕这种时间的变换总是过眼云烟的，但通过文字和表述所建立的文化的、心理的关系，才是支撑、维护两个共同体关系的要件。(https://www.daowen.com)
一个共同体在关于世界的叙事中所占的位置，与它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是关联在一起的。这是上面那个立论换一个说法而已。上面是讲两个共同体之间的，这里是讲一个共同体和若干共同体之间在世界中的关系。你怎样表述世界，你怎样被世界表述，它是影响着、支撑着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的。
下面分别以西方和中国为例来说明。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作为表述中心，与世界（观）中心是同一的。西方是一个表述中心，关于世界的知识是由西方建构起来的，是以西方为学术的中心建立起来的，西方也就是世界和世界观的中心，这两个中心是同一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这种同一性在人类学界一直被检讨和批评，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西方中心主义一直是在反思和批判。
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与世界却是另一种关系。在世界上，关于我们的表述与我们的自我感觉是异质性的。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表述跟我们自己在内部的感觉和认知差别是很大的，所以今天中国在面临外部批判时的辩解会显得那么苍白，就是因为两边的异质、相当大的异质的表述造成的。很多内部和人本身的扭曲现象也可以归结到这个异质性表述的问题上来。
前面讲的这些似乎让人觉得没有希望、不可改变，但恰恰是这种共同体关系，不管是一个共同体对另一个共同体，还是一个共同体对其他许多共同体，还是中国作为一个共同体在世界之中，确确实实有一个再结构化的机会。
共同体关系的再结构化机会第一个是意识形态批判使西方中心主义得到深刻反省，这种人类社会的权力的、思想的格局，西方本身也在不断反省。其实，我们今天谈中国能有机会在世界做一个叙事者、做一个民族志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力于西方学者对自己学术体制的反省。更多的共同体能够在世界平台上成为关于世界的叙事者，这确实是一个现实。如同我们前面所讲，西方本身在民族志里面进行反思的维度，比如，近几年提倡的合作者民族志，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我到非西方世界作调查，在写出来的东西中我本人就是author吗？本人就拥有authority吗？民族志是我和当地人合作所产生的东西，从当地人本身也在成为表述者有机体中的一部分，到他自己成为表述者这中间只有一步之差，这是西方提倡主体性哲学内在的一部分，所以更多的共同体能够成为表述者。这也是一个历史趋势。
还有新技术、新媒体与人口流动使关于他人的叙述不再能够作为一面之词而成立。原来，人类学家到异国他乡做调查报告，不管他说当地怎样，都因为距离太远和交通不便而难以有人去验证，但现在不一样了，两边的人都是有走动、有联系的，能利用新技术很方便地联系上。好多民族志作者和当地人一直保持着热线联系，村里面的很多情况都能及时了解。我们团队里的人在国外住在房东家，现在房东来中国旅游又住他们家了。就是说现在依赖新技术、交通、人口流动等所建立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关系，已经没有办法再有一面之词了。民族志现在必须是交流的、讨论的，或者说是能容纳各种表述者的方式。
共同体的代表者对自我的表述与对他人的表述都会同时影响自我和他人在结构中的位置和关系，共同体在全球社会景观中的位置和关系是由代表者的表述和他们参与的表述的总和所塑造的。关于世界的表述，以前可以说是以西方为中心，现在属于西方跟非西方大家共同的表述，一个相互交流所产生的总的效果，一个世界公众的印象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