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斯特劳斯的自白
从文体特征看，《忧郁的热带》是一部带有实验风格的自传性游记，格尔兹（1999：408）说它是“自传、游记、哲学论文、民族志报告、殖民历史及先知神话的混合”。把它单纯看作游记，许多地方辞藻优美而抒情，很好读。如果把它当作民族志论文，则可以读出许多与民族志反思有关的深意。这里挑出几段，试加解读。
“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然而，现在我预备要讲述我自己的探险经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2000：1）
这是一个冷漠而充满否定性的声音，它预示着即将开始的追忆是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氛中展开的。除了情感上的消极基调之外，理智针对人类学这项事业以及人类学家个人在这项事业中充当的角色充满怀疑：
“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把这些无足轻重的情境，这些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的事件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呢？”（同上）所记有何意义？记这有何意义的所记又有何意义！“这样做，值得吗？”（同上：2）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人类学事业如同探险，而探险又如同一种招徕观众的“生意”：“跑一堆路，拍一大堆幻灯片或记录片，最好都是彩色的，以便吸引一批观众”，“对观众而言，探险者实际上跑了两万多英里跑这件事，似乎就把他一大堆其实呆在家里也可以抄袭到的老生常谈和平淡闲话，都神奇地变成有重大意义的启示录了”（同上）。就算人类学没有被“探险”与“猎奇”篡改而保持其研究身份的矜持与纯度，它又是一副什么面孔，又能怎样呢？斯特劳斯的自我省察从这里开始。
第37章“奥古斯都封神论”基于个人并非独特的经历及其引发的挥之不去的困惑——这种困惑明显带有由于洞察到人类学这项事业实质而带来的虚无主义的意味——斯特劳斯为人类学家绘制了一幅漫画式的肖像：“得使自己不受注意，但又得随时都在；要什么都看见、什么都记得、什么都注意；要表现出一种叫人丢脸的冒昧，向一个满鼻都是鼻涕的脏鬼求取消息”，与此同时，他心中充满疑虑：“放弃自己的环境，放弃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生活方式；花费相当大笔的金钱和可观的精力，危害自己的健康，难道所有这一切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使自己能够被一两打情况悲惨，注定不久就要绝种的人物所接受吗？何况那些人最主要的工作不过是相互捉蚤子和睡大觉。”有时，这些人会从人类学家面前“不怀好意地”“突然失踪”“拒绝被人看见”，这时人类学家“只好在附近游荡、消磨时间，重新咀嚼已经到手的有限的资料”，“不然就是给自己安排一些琐碎的、无意义的工作，像量量两个烧煮食物的地点之间的距离，或者计算一下那些被弃置的小屋到底使用多少根树枝之类”（同上：487）。(https://www.daowen.com)
这一幅幅看似荒唐的画面背后，执著的学者也许会本能地读出人类学家的“职业献身精神”，然而，支撑人类学家“献身”的动机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和纯粹。把人类学家当作一个普通从业者来对待，他也有常人的思想感情，有世俗的考虑，并将这种考虑掺杂在对人类学这项事业的思考中：“为什么我跑到这里来？我到底是希望些什么？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人类学研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是不是像其他正常的职业那样的一种职业？”（同上：488）“我离开法国，中断我的大学学院生涯已有五年之久。在这五年的时间内，我以前的同事里那些比较明智的人已开始在沿着学院的阶梯往上爬：那些对政治有兴趣的人，像我以前那样，已经成为国会议员，不久就要当部长。而我自己呢？仍然在沙漠荒原中踱来踱去，在跟踪几个病态的残余的人类。”（同上：488—489）“这一切会不会只是我自己所玩的一种手法，一种聪明的旁门左道，其结果能使我重拾旧业，而且是带着额外的优势，会被人承认的优势？”（同上：489）——正像中国历史上演的那些学识平庸却又精有于世故的读书人行走“终南捷径”的闹剧。或者是出于人格缺陷的一种蓄谋已久的逃亡：“我自己和自己的社会情境之间存在一种深藏的不适应的表现？这种深藏的不适应会使我不论是做什么，都无可避免要感到与自己的社会情境越来越疏远”（同上）。无论这是一种“迂回的进入”的把戏，还是一种人格不健全的征兆，最终的结局都是“离我远去”的异文化之旅“并没有向我展现一个新世界，反而是造成把我带回到原来的旧世界去的结果，那个我一直在找寻的世界在我的掌握之间消失于无形”，“失去了我本来认为他们会带给我的意义”（同上）。同时，这一历程也把“我”改造为一个“不再对两个不同的世界具有完整的意识”的“精神错乱者”。在这错乱与恍惚中，“我觉得在困扰着我的这些问题可以作为一场舞台剧的主题”（同上：491）。
在画满词汇表、素描和谱系表的纸张背面，整整六天，“我”不停地写着，这就是未竟的剧本《奥古斯都封神论》：“剧中有两个主角，他们从小就是朋友，后来各自追寻不同的事业，在两人事业的紧要关头又重逢。其中一个，自以为已放弃文明世界，却发现自己原来是在用一种相当复杂的方式重回文明世界，不过那种方法把他本来相信要面对的选择意义与价值都摧毁了。另外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即被挑选出来要过高级社会生活，享有其中的种种荣耀。发现到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倾力导向于一个把上述那一切都化为乌有的结局；而这两个人，在试图毁灭对方的时候，却都同时是在寻求一种方法，即使是因此而致死也在所不惜，要把对方的过去所代表的意义保存下来。”（同上：492）那个起初立意要抛弃本文化的主角“桑纳”——他明显就是斯特劳斯自己的化身——的浪迹出走，在斯特劳斯的叙述中有着近乎怪异的原因：首先，他喜欢自然而不喜欢社会；其次，最直接的是他要选择一种“向整个既成秩序挑战”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既成体制”娶得国王奥古斯都——另一个主角——的妹妹，“他决定取得隐遁者的声望，使他能使社会摊牌，使社会让他得到社会本来就准备赋予他的女人”（同上：494）。在他的倾诉中，人类学苦恼的主题再度悲壮而滑稽地回响：“我失去一切。”“甚至连那些最具人性的对我都变成不具人性。为了填满那些无止无尽的空虚时日，我便背诵艾斯琪路斯或索福克里斯给自己听；我后来对其中一些片段熟悉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现在我去戏院的时候，已经无法享受剧场的美了。每一片段都令我想起灰尘满天的道路、炭烧过的草和被沙子弄红的眼睛。”（同上：495）一切努力换回的只是被他本人清醒意识到的谎言和虚无，因为“那经验本身就是空虚；我所看到的大地和这里的大地近似，草叶也和这片草地一模一样”，然而，我的“游记仍然还是不得不采取一个令人出神、可以吸引人们注意力的说故事方式”去表达那些“茫然空虚”“不具意义”的东西（同上：496）。
如此残酷的、充满戏剧性的自我剖白，从理智的反面，从《野性的思维》《结构人类学》等由晦涩的符号和坚硬的辞藻构筑的巨著“背面”，向我们暴露出斯特劳斯制造的“恶魔般的文化机器”（克利福德·格尔兹，1999：418）为什么会以不同凡响的方式运转。公众借此得以窥见他作为凡俗者脆弱的一面，研究者借此得以对其施行“精神分析”，而从记录并建构一种新实在的角度，斯特劳斯留下了与先验理性主义的结构人类学截然不同的另一笔遗产：这是一个把自我与对象的关系化为对象的“故事”，其中，含有不同凡响的勇气。
一个善于思索的人，总有一天会走向思考自我。斯特劳斯正是这样。詹姆斯·布姆说，《忧郁的热带》是“一部自传，它在发现一种跨越文化、超越历史的‘语言’，并在发现一种方法的过程中分解了‘自我’”（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2000）[1]。与马林诺夫斯基在面对公众的书写中施展的“隐身术”形成对比，斯特劳斯在这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真诚而艰苦地暴露、“解剖”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言辞锋芒毕露地充盈于字里行间。这部著作出版十多年后，许多充满双向建构精神的实验民族志被书写出来。与以往的文化书写相比，这是单向度建构向双向度建构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斯特劳斯堪称实验民族志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