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的全球视野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①
高丙中
① 作者简介：
高丙中（1962—），男，湖北京山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的主要倡导者，曾任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1999 2014）。
摘 要：把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在千百年的文献里，民族志的文章形式可谓千姿百态，内容可谓千奇百怪，很难进行分类。从作者的异地经历的参与深度和讲述心态来看，民族志的演进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一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民族志时代。在西方追溯民族志的历史，希罗多德被推崇为较早的民族志作者。各个民族在文明的较早时期对异族的描述多有想象的内容，不仅是中国的《山海经》描写异形人，西方早期关于异族的记录也有这类想象。二是“科学性”的民族志时代。先有民族志很久了才有人类学，但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来撰写民族志，民族志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科学性”的时代。三是民族志的反思时代。民族志发展的第三个时代是从反思以“科学”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过程开始萌发的。民族志研究被置于反思性的审视维度之中，在1977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第三个时代的主要精神是对反思性和真诚的承诺。这个知识群体勇敢地承认民族志研究的实际状况与标榜的理想之间的距离。与以前的职业理想讲了太多的“真理”不同，现在更多的努力是在维护“真诚”的底线。现在的研究者有更多的坦白，交待更多的背景，体现更多的自知之明和自我反思。第三个时代是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民族志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开放。(https://www.daowen.com)
中国社会科学可以作这样的一个区分：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和在中国的社会科学。显然，这两者是很不一样的。中国社会科学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一个“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也就是关于中国、关心中国、关注中国社会、关心中国发展的社会科学。这种定位的性质是守着中国，也只关心中国，也只站在中国，只在中国做研究，还有一个是“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中国学术界除了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者到自己关注的社区作调查外，像政治学，包括国际关系这样的学科的研究者都应该是到所谈论的地方作过实地调查之后再来做学问。也就是说，民族志从人类学、民族学特有的方法发展为所有社会科学所通用的方法，只有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才会是“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同时又是“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即是一种有普遍主义关怀、有全球意识、有人类情怀的学术，它只不过是在中国、由中国的学术群体在做，只不过是在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体制支撑下，可能那时中国体制下的学者已经有泰国人、英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是不同国籍的人在中国做社会科学，就跟美国现在的情况一样。海外民族志对于中国作为共同体的意义是：中国将从民族志对象转变为叙述世界的主体，从故事中的人变为讲故事的人。同时，这个讲述者也是故事中的人，我们在讲述别人，同样也有人讲述我们。这才是一个正常现象。中国从单向地被注视，发展出对世界的注视，再进阶到与世界“相视”，于是就会出现文化之间的“相视而笑”，这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憧憬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国的社会学科对“看”的方法论认识是很浮泛的，民族志方法对“看”的专业化发展并没有得到中国学界广泛的采纳。如果引入“凝视”，就很容易把民族志方法的“看”与一般的社会调查区别开。“凝视”是看的精致化，民族志方法是一般的社会调查的专业化。一般的社会调查可以走马观花，民族志的调查必须全神贯注地紧盯着看。因为采用“看社会”的方法，中国的现代社会科学得以在“引经据典”的国学之旁发展起来，在今天看来，中国社会科学的新发展要取决于“凝视社会”的能力。拿人类学来说，由业余的人类学家到专业的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就是由这个体制设定的专业职位。一个国家和共同体设定这样的职位，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需求，而不是因为个人爱好，所以是共同体造就学人。再一个是共同体产生知识兴趣、共鸣群体（读者）。为什么有的人的文章写出来有人读，不管是当下的人还是他死后的人来读，他心中都有一个预期的读者，这个心中的读者（群）是被作者想象为共同体的，或许有人说是国家共同体，有人说是语言共同体，还有的人说是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的共同体，各种各样都有，总之他毕竟要有一个共同体。我们看到，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志著述正在经历一个从写实性到反思性的转变。我自己在近几年参加的博士学位论文评议和答辩中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转变的冲动。民族志的写作和关怀确实复杂起来了。对于越来越多的年轻学人来说，民族志不再是一种客观呈现科学研究成果的简单明了的文体，而是可以尽情发挥自己语言能力的文章；不只是为了记录远方的对象，也是（或者说其实是）为了认识自己。他们在选题和论文构思上都是具有反思意识的。
中国的思想方法里是有“反求诸己（身）”的说法的。不过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反思性”“反身性”（reflexivity）还是一个西学概念。在人们熟知的意义上，反思性是指研究者对他的研究所处的整个环境以及他与环境的相互影响的必然性的明确意识。如果从实证主义的科学要求来说，研究者既然意识到了对于研究的这种人为的影响，就要努力克服它对结论的客观性的干扰，以达到最终科学的认识。民族志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所磨砺出来的学术利器，后来也被民族学界、社会学界、民俗学界广泛采用，并且与从业规模比较大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结合，发展出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后来为多个学科所沿用，民族志就既是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也就是一种所谓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这些学科本来就擅长定性研究，它们引入民族志的定性研究，使它们能够以整体的（holistic）观念去看待对象，并把对象在经验材料的层次、整体性地呈现在文章里。民族志是在人类学对于前工业社会（或曰非西方社会、原始社会、传统社会、简单社会）的调查研究中精致起来的，但是多学科的运用使民族志早就成为也能够有效地对西方社会、现代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文体。
中国社会科学界无法回避民族志发育不良的问题。这种“不良”现象既表现在对外部世界的实地调查与民族志写作的长期阙如，其实也表现在对中国社会本身刻画的浮泛。在中国有现代学科之前，西方已经占了现代学术的先机。中国社会科学界不重视民族志，西洋和东洋的学术界却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民族志，描绘了他们眼中的中国社会的图像。这些图像是具有专业素养的学人所绘制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基于社会事实。然而，我们一方面难以认同它们是我们完整的社会图像，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生产足够弥补或者替换它们的社会图像。
今天我们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海外民族志，既是要弥补海外实地调查研究的缺陷，也是要借此反过来推动社会科学对中国社会的民族志书写，由此从基本方法和根本立场上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通过相应创新活动大发展。
关键词：民族志 海外民族志 写文化 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