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中的“社会之物”

人类学对物的研究，或曰物的民族志，始于进化论，所以人类学视野中的“物”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无论是认知的、逻辑的、学理的、知识的，还是分析的，都脱不了关系。人类学的学科依据就是进化论。虽然，达尔文进化论的“物种”（species）与物的民族志研究中对“物”整个知识谱系已经出现了重大的拓展，人类学视野中的“物”早已在多方面延伸出了完全不同意义的话题和意义，民族志研究也已经超越了“物种”的范畴，但“进化”的基本意义一直挥之不去，哪怕是所指不同的“物态”也都在原则上遵循“进化—演变”的原则，而“变化”“变迁”“适应”“选择”“变异”等也都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面向。因此，人类学对物的研究首先要回归达尔文的进化论。

任何对事物的定义必然会受到来自不同历史语境的挑战，即使是在同一个时代，也会因为不同的理解、阐释、学科、个人等因素而对某一个重要的概念难以取得共识。

虽然时过境迁，今日证明“世系传承（community of descent）”已经不再困难，遗传学的基因研究已经今非昔比，然而，达尔文（2013：25—171）相关评述则依然在理：比如，“选择”被认为是变异、变化的一种依据，“家养”和“野生”是物种变化（包括“退化”）的重要根据。纵然是大自然的活动，导致物种的变化甚至纵然是大自然的活动，导致物种的变化甚至灭绝也仍然属于“自然选择”的范畴（同上：252—253）。毫无疑问，人的“物种性”是任何“物”的基础，如果没有基础的“物种性”，人类或许连认识、感受、触及物的共同性都将消失。也因为此，人类学对物的认识和研究传统首先从进化的角度进入。(https://www.daowen.com)

换言之，进化论一直是人类学对物的研究中的基本视野。古典人类学的代表性学者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大致存在三个对“物”的认识维度：一是将物的演变与社会的“进化”并置，将人加诸物的因素、程度和类型等视为文明“高／低”的一种标识。摩尔根《古代社会》的三个阶段的划分依据即以“物”的演化。二是对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交换形式的观察和研究，并以此为据进入到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关系层面。也就是说，“物”的社会化交换与流通，成了民族志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对象，人类学家通过这样的研究进入到特定社会关系的网络世界。三是将物作为人类社会的遗留和遗存，通过对物的历史存续的考察，历时性地建立起社会伦理关系的历史纽带。今日之遗产、博物馆、文物等许多尽属此范。

人类学沿着“进化论”的这一线索，以《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年的纪念活动，又创新出对物的研究的“亮点”，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比如，当世所说的“生态学”，实与“新进化论”存在密切关系，而以物的技术系统、能量与环境的关系成了“新进化论”新的视点。“新进化论”以纪念达尔文进化论——《物种起源》为契机，在人类学界（尤以美国为盛）发展出对自然和环境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借以批判人类学研究中“笼统的历史”倾向，凸显进化论中的“物”“技术”“生态”等（L.A.怀特，1987）。“新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柴尔德、萨林斯、斯图尔德、怀特、塞维斯等一大批人类学家。物化的生态和能量成了重新阐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依据。斯图尔德提出“多线进化论”——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把研究文化与物质环境的各种关系和过程当作这一分支学科的逻辑依据。把文化形态与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J.Steward，1968：399）。以物与环境的关系来确认和分析“文化核”（cultural core）的整体观：所谓“文化核”是指人类物质的“生计活动”与“经济关系”所形成的层次化整体，包括社会及宗教内容（同上，1955：36—37）。虽然这种判断受到后来的一些人类学家的批评，比如，格尔兹认为，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观点（C.Geertz，1963：10—11），但在生态与人类关系成为世界性主题的今天，这些观点仍不失其特殊的价值。怀特则认为，对这个系统起决定作用的是“技术”——即所谓的“技术决定论”。“技术”本身是物质的结果之一（E.R.塞维斯，1991：25）。“技术决定论”除了强调工具技术革命的意义外，以能量来解释文化发生与发展的动力与过程。虽然“人与环境的关系”在19世纪末就已经成为地理学、生态学等“地学”学科的圭臬，但直到20世纪中期，才兴起以能量（energy）来解释自然的热潮，并成为生态学的重要范式。“能量”作为文化生态学的核心，不仅提供了一个理解人与自然的切入点，也成为一种物质分析的方法。生态学能量循环（energy cycle conception of ecology）的观念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性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强调人类对废弃物的重新使用的观念和方法问题还涉及以能量来评价一种文化类型和形态能否保护发展的问题，特别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里，环境持续发生的问题提出一种认识的维度（保罗·克拉瓦尔，2007：181）。在摩尔根看来，人类文明发展线索中具有重大标志和纪念意义的事件多少都来自物质的资源。这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建立社会进化论的唯物史观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B.Maurer，2006：17—18）。即使在今天，人们认识和看待社会演变时仍然以物的使用、物的产生、物的交换、物的价值、物的关系、物的技术等为参照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