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与格尔兹①
胡鸿保 张丽梅
① 主要作者简介：
胡鸿保（1948—），男，上海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译自英语ethnography的中文“民族志”一词，既可以用来指称一种与异文化田野调查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方法，也可指称用以表述由此获致之研究成果的一种特殊文本形式。不过，在人类学发展史的不同时期，民族志的内涵在侧重点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外延亦有不同。
早期人类学家中，绝大多数都是对别人收集记录的、信度无从保证的二手资料予以选择性地利用，在跨文化比较基础上构建其普遍性理论。民族志，依然只是作为一种研究非西方原始社会的特定文本形式存在，而与独特的研究方法关联不大。然而，变革的信号却已经发出。其最典型的做法是让（人类学者）在某个社区或400—500人的社群中生活一年以上，同时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所有方面。在此社区或社群中，研究者能够对当地的所有人有所认识，能够研究对当地生活习俗具体的体察，能够用当地话来进行调查，而超越一般的印象。马林诺夫斯基因缘际会之下在梅鲁岛和特罗布里恩德群岛逗留的两年多时间中，与土著人一起生活，沿着里弗斯所指引的方向发展了现代民族志田野工作体系，在人类学界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以1922年《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出版为标志，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和学术范式的现代民族志隆重登场。民族志研究不仅要记录所见、所闻，还必须对其功能进行分析，进而构建一门“文化科学”。这样，马林诺夫斯基将民族志、田野作业和理论统一了起来，彻底改变了以往资料收集和理论分析、实地调查和书斋工作相分离的状况，民族志也因此真正具备了作为独特研究方法和独特文本形式的双重特性。此后，大量人类学者因袭这种民族志方法研究非西方的部落社会，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可是，在马林诺夫斯基去世25年后，其田野日记被公开出版。这部《日记》把马林诺夫斯基在民族志著作中从未提及的苦闷与厌倦、对土著的反感情绪等推向了前台。通过公开著述为科学的文化描述确立规范的泰斗，私下里却面临着人格统一和理论整合两方面的困境。由此引发的轩然大波使得田野作业的客观性、真实性以及人类学者的职业道德和形象成为亟待反思的问题，民族志的合法性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随着一系列实验民族志的现世，人类学学科迎来了一个自觉反思的时代。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方法与文本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性审视。(https://www.daowen.com)
马林诺夫斯基相信，学会土著语言，在土著中进行相当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和深度体验，在此基础上写就的民族志可以真实地反映土著文化的本真面貌，从而迈向“文化科学”的宏伟目标。格尔兹毫不留情地打破了这一科学理性幻象。格尔兹认为，通行的理解，即技术以及公认的程序（建立关系、选择调查合作人、做笔录、记日记，等等）不足以定义说它；唯有“深描”，才是人类学家应该孜孜以求的事业。格尔兹以“深描”（thick description）和“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为武器，从方法和文本形式两方面反对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科学、整体民族志。格尔兹强调的是“文学性”和“风格流派”（genres）。人类学家究竟在干什么？格尔兹抛开“他观察，他记录，他分析”的标准答案，响亮地回答：“他写（He writes）。”民族志撰写者总是竭尽所能地让读者相信他的确“到过那里”，相信他们阅读的东西是作者所亲历的某时某地某个人群之生活方式的真实报告，相信读者一旦亲临其地也将得到与作者一样的见闻、感受和结论。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和格尔兹都维护民族志本身，格尔兹对马林诺夫斯基亦有所沿袭，但强调科学描述与客观反映的“文化科学”和强调“深描”的“文化解释”是完全不同的学术范式，远远超出了“改造和提升”的范围。
马氏一直强调通过长期参与观察来了解土著文化的内在特性，但同时他也从以下两个方面为比较和概推大开其道。其一，千差万别的文化和制度背后，存在着普遍性的生物基础；作为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不同方式，我们可以对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进行比较。其二，以特罗布里恩德岛的例子作为批判的工具，推翻诸多宏大理论，然后在实际上把它作为原始社会的原型，建构统一的科学文化理论。格尔兹对此颇有微词。在他看来，“小宇宙”模式（microcosmic model）和“自然实验”模式（natural experiment model）都是错误的。“理论建设的基本工作不是为抽象的规则编码，而是让‘深描’变得可能，不是超越个案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换句话说，我们有必要通过比较方法将微观阐释和宏观背景结合起来，但不能混淆研究地点和研究对象，不能混淆个案和个案的特征；“代表性”和概推的关键不在于个案本身，而在于那些具有一般性意义的个案特征。正因为如此，“个案中的概括”才是达成解释人类学之理论关怀的正途。
总之，不论是在民族志问题上，还是在比较和概推问题上，“文化科学”和“文化解释”都存在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学术范式意义上的根本性差异，远远超出了“改造和提升”的范围。我们决不能因为追赶学术时髦或者抢占道德制高点（马林诺夫斯基的路子通常得背负殖民主义的包袱）而将二者强拉进一个框架中搞“调和”。
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人类学究竟应该如何自处？笔者认为麦克尔·赫兹菲尔德的看法实有可资参考之处。一方面，“文化科学”和“文化解释”是存在根本性差异的不同民族志范式，它们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也有不同的理论关怀方向，因此，决不能为求“万能”而糊里糊涂地搞“大杂烩”。另一方面，虽然二者在学科史上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却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冠之以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事实上，“文化科学”和“文化解释”都有其独特贡献，也有其内在偏颇。因此，在民族志实践中我们应该避免简化论倾向，既不要过分迷信“科学”“客观”，也不能将“民族志权威”批评得一无是处，而应该在变动的民族志实践中探索一种具体的、批判性的理论定位。毕竟，理论应该为实践所用，而不该成为实践的限制或枷锁。关键的问题既不在于理论范式之间的分野，也不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划界，而在于实践者对这些差异进行清醒认识和灵活把握的程度。
关键词：民族志 参与观察法 解释人类学 文化批评
译自英语ethnography的中文“民族志”一词，按照现在比较通行的理解，既可以用来指称一种与异文化田野调查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方法，也可指称用以表述由此获致之研究成果的一种特殊文本形式。不过，在人类学发展史的不同时期，民族志的内涵在侧重点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外延亦有不同。以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现代田野工作范式的确立和20世纪60年代后对马氏批评的升温为节点，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