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
以上，我们以民族志撰写模式为视点，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百年历程作了一个粗略的回顾和讨论。
我们看到从专业人员撰写的现代民族志确立以来，欧美人类学的文化撰写大致以20世纪60年代前后为界，呈现出现代民族志实践、后现代民族志探索，这样两个时期；我们以民族志撰写的“怎样写”为考察中心，分别把两个时期的三种撰写模式称之为：（1）现代人类学文化撰写的“整体描写”模式（科学／现代民族志）；（2）后现代人类学文化撰写的“深描”模式（阐释人类学民族志）；（3）该时期的“对话”“多声道”模式（反思人类学实验民族志）。
在讨论中，我们注意到，其实“怎样写”与“写什么”“为什么写”是内在关联的[12]，而蕴含这些要素在内的文化撰写（“文本”“话语”“写文化”）又是该时期知识论的组成部分和表述形态，换言之，时代的社会研究与文化撰写是与其后设理论，以至哲学认识论的性状和影响分不开的。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只作了点描式的讨论，但我们还是能大致有了个把握：现代民族志撰写是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高歌猛进、坚信能够成为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知识生产风潮中型构的，其哲学认识论背景是“主客两分”“单向理解”追求客观真理的“笛卡儿典范”；而后现代民族志探索诱发于质疑人文学科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时期的人类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表述危机（乔治·E.马尔库斯，1998：23—36）[13]，其反思和探索的一个重要的后设理论是伽达默尔“对话本体论”（伽达默尔，杜特，2005：82）、“双重诠释”的哲学诠释学方法。
通过这样两个层面的言及具体案例的粗略检讨，从民族志撰写模式变迁的视角观之，我们大致能够透视出欧美人文学科研究方法论的演变和现状的一些基本状况和特征。
我们看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文学科研究方法论的人类学研究表达是：相信客观性／唯一真理性的存在，相信可以用参与观察、整体描述等的科学方法，力求保存“价值中立”，以便客观地研究和再现异文化（“事实”志向；摇摆在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之间）。
20世纪60年代以降，人类学研究反映出的人文学科研究方法论的旨趣则是：只认可“部分真理”，承认、主张以至强调研究者的自主性（包括“价值介入”）；认为对象（主体间性）是建构的，是一个以至需要读者的参与来完成的过程；在“翻译”“双向阐释”的文化撰写中文化理解和文化批评（“规范”志向；明确的质性研究位置）是要务、使命，文本技法和撰写技巧至关重要（罗伯特·C.尤林，2005：218—289）[14]。
今天，我们在中国语境下开展学科及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反思的讨论意义重大，而民族志的检讨在这场讨论中或许能够提供新动力和多方面的启迪。
第一，民族志学科特点的特殊性，即跨人文、社科两领域，又长于兼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特性，使其反思成果具有多用性。比如，民族志具有文学性格，这标示着它兼具传统人文学科与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双重特质的特性；这意味着，对它的方法论探讨的成果，或许有益于人们在讨论中，思考诸如如何认识研究人类文化的学问，或曰文化学学科（与自然科学学科相对应），如何认识和把握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以及相互关联等等问题。
第二，新近西方公共人类学热潮的出现及其中的某种“回归”提供重要信息。仅就后者而言，重回田野、重温经典，这不仅提示了如下的自觉：对于民族志而言提供关于对象／议题的总体信息（描述的与阐释的）、服务（文化理解和文化批评）于社会和人类（特定的公众及人类的公共关怀）是它的职业和使命；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反思而言，也许更重要的在于标示了反思与解构的真谛：它并不是要毁灭此前民族志实践的所有成果（包括有关后设理论），而是要检视诸如普遍科学真理之类的虚妄和误导而加以改进；这对于正处于在必要的现代性解构、后现代性审视的同时，肩负着艰巨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双重建构的我国社会科学界来说，尤其显得重要。
第三，《写文化》中文版的出版和本土民族志文化撰写实践及方法论研究的开展，将成为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的重要推手。早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类学界就有过文本撰写技法的创新尝试和重要成果[15]；80年代人类学重建以来，有关学者也已在文化撰写及民族志方法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6]；最近《写文化》中文版的问世及该书编者之一的马尔库斯教授的来华讲学，必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人类学文化撰写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以至裨益于社会转型及全球化背景下的、面临研究方法论危机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反思及其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本文原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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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罗君）
【注释】
[1]本文所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社会科学”包括传统人文学科和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在内。
[2]提及此点的新近的一个文献，参阅，2006年7月马尔库斯来华讲学文稿：George E.Marcus.Notes From Within a Laboratory for the Reinvention of Anthropological Method.
[3]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本文主要参考和引用了以下资料：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1922］；高丙中，《代译序》，《写文化》2006，第6—15页；清水昭俊「忘却のなかたのマリノフスキー——1930年代における文化接触研究」「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23巻3号（1999年），第543—634页；陈向明，2000年版，第26—27页；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6页。
[4]据说波氏生前也常到美国西北海岸的印地安部落作实地调查，并想尽办法使自己的学生迈出图书馆走入“田野”，要求他们学习当地人的语言、和他们一起生活，但他自己却基本上就宿村外，通常靠会英语的当地“知情人士informant”提供信息。
[5]从这些文本以及下文将提及的人类学文本中，我们可以窥见，对于“他者”（Other）／异文化（other cultures the other）的兴趣（尽管目的各异）和了解欲（体验的，以及学理的想象的）是民族志一般的基本志趣，亲历（亦包括部分间接的想象的）并将亲历撰写成描述文本是民族志一般的主要内容和手法。当然，人类学民族志的异文化关怀，不止步于猎奇心绪，她怀抱着理解包括自身文化在内的人类文化的希冀，追求的是“文化的互为主体性”（cultural inter-subjectivity）。
[6]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萨伊德（Edward W.Said）的《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1979］）特别值得提及。对于人类学与社会理论、认识论的互动，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C.尤林的研究值得一读，参阅《理解文化：从人类学和社会理论视角》，何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版（Robert C.Ulin.2001.Understanding Cultures：Perspectives in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Theory，Blackwell Publishers Inc.），该书以贯穿20世纪下半期的人类学跨文化理解的主要理论问题为主线，从“理性交锋”（其焦点是用什么理论和方法来理解或解释人类社会）的广阔视野，深入地讨论了这种互动。
[7]加之此前的现代民族志的撰写模式，可视为人类学百年发展中的形成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撰写模式；从文化撰写视角对人类学史的考察和总结，肇始于后现代人类学的写文化讨论，《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科学的实验时代》（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 著，王铭铭，蓝达居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一书中已可见“民族志现实主义”、阐述人类学和实验人类学的划分和发展阶段的考察（参阅第二章第37—70页）；近年，在中国人类学界，庄孔韶等逐渐将其表述为：文化撰写的三种模式，即“传送带”——现实主义民族志，“深描”——阐述人类学民族志，“多声道”——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庄孔韶主编，2006，第381—384页，参阅第84—90页及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修订版）》，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15—538页）；高丙中提示了“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划分法，把现代人类学之前的业余民族志也纳入并列考察的视野（《代译序》，《写文化》2006，第6—17页）。本文的分段和讨论受惠于前述的研究成果。
[8]2006年7月马尔库斯来华讲学介绍，重申公共关怀，推动公共人类学实践是晚近美国人类学的新动态；此文为马尔库斯为中文版《写文化》所写的专文。
[9]Stephen A.Tyler.Post-modern Ethnography：From Document of the Occult to Occult Document.1986.参阅，李荣荣译《后现代民族志：从关于神秘事物的记录到神秘的记录》（《写文化》2006，第162—181页）；本文中的引文来自该译本。
[10]本段落提及的科学史、社会科学方法论史的有关事实和观点，参阅，张铭：《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认识论方法的统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2卷，第176—181页；阮新邦等，1998，第2页；张铭、严强，主编，2003，第15—16页。晚近，美国桑费研究院（SFI）等跨学科研究机构和“跨学科思想运动”学者试图“撼动”“休谟法则”的探索性研究评价，参阅，叶航、黄勇：《第三种叙事方式：对休谟法则的超越》，《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24—28页。
[11]原作者的用词，指解释、诠释，即演译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不同于相对分析而言的演绎（deduce）；阮新邦等，1998，第2页（原出版者注）。
[12]这一点，我们还能够从新近在美国兴起的公共人类学热潮的透视中得到很好的说明。这一热潮重申公共关怀、文化批评和学科责任、重视当代民族志研究自身的复杂路径所触及的公众，关注世界范围的公共性问题及事件，把田野工作和文本撰写的创新与新对象研究结合起来；美国民族学协会2003年度的两项“作品一等奖”获奖作品，即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裸露的生命》（Petryna，2002，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幸存者的斗争）和《博帕尔污染之后的倡议》（Fortun，2001，关于跨国范围的环境公正和激进主义）。参阅，马尔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龚浩群译，《写文化》，2006）。
[13]马尔库斯和费切尔指出，它源于对描述社会现实的手段的充分怀疑。在美国，这种“表述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表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范式失败，表示将众多领域的观念统一在一个范式下说明美国或整个西方社会状况的做法，不再受人欢迎，并已出现大的转变……“大理论”模式一度认为全球体系是自然而然的事，它显然无法解释生活在地方社会中的人们对全球体系运作作出的反应所具有的变异性。结果，在许多领域里，理论争论就转移到社会思想家所采用的方法论、认识论、解释论、表象以及话语形式本身上去了。如果把问题提高到理论反思的中心上来，那么描述的问题就变成为表述的问题。
[14]在《理解文化》一书中，尤林针对后现代人类学的问题，提出“挑战文化离散”的论题，可以补充本文的讨论。
[15]如费孝通和林耀华的研究和撰写。费孝通不但撰写了著名的民族志文本《中国农民的生活》（［1938］1997）还尝试“在具体现象中提炼出认识现象的概念”，用散文来表述的方法，留下了《乡土中国》（［1947］1998）的佳作。林耀华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义序宗族的研究》（［1935］2000）在规范的民族志撰写中，用注的方式援引史料，进行本土文化的阐释；而名著《金翼》（［1947］1989）则直接采用了文学体裁的小说形式，把详细的人类学材料和精微的文化洞见用栩栩如生的描写和娓娓道来的形式加以展现，感染了无数中外读者，成为人类学文库中的独特精品。
[16]仅就笔者有限的阅读所及枚举数例：庄孔韶的人类学研究与撰写方法的探索性实践（《银翅》，2000，第479—521页；《时空穿行》，2004，第71—76页；《人类学通论（修订版）》，2005，第515—538页；及《影视人类学》，2002）；高丙中的民族志方法及写文化的教研实践（《写文化》，2006，第1—17页；彭兆荣：《民族志视野中“真实性”的多种样态》《中国社会科学》，2006（2）；周大鸣：《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