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族志”的中国创意

民族志就是民族志，在西方的学科分类里面就没有“海外民族志”这样一个概念。海外民族志是现代学术的后来者圈子里的一个概念，一个中国概念，但不限于中国，因为非西方的国家还是很多的。简而言之，“海外民族志”是一个非西方社会的概念。在西方，民族志本来就是作域外、海外、境外、国外的观察和记录的，“民族志”的本意就包含着“海外”的意思，所以没有必要加“海外”这个修饰语。但是在中国，经过了我们的学科发展的主流时代后，我们只有加“海外”这个修饰语，才能区别我们今天在谈什么。国内通过参与观察这种方法来做研究，不仅限于民族学、人类学，很多涉及“社会”的学科都在用这个方法，但是核心的还是要靠所谓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这三个学科在中国，在我看来很难区分，因为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在西方三者的区别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人类学都是做境内研究，没有作境外研究，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民族学就是人类学，人类学就是民族学，因为都是研究边缘群体、少数民族，他们的对象是重叠的，所以会觉得内部是没有分别的。但不管怎么说，人类学或跟人类学重叠的这几个学科都是以国内调查为本务的，这是主流。偶尔发生的境外研究，基本上不是体制的，它是很个别的人很偶然地去作的学术尝试，所以必须加“海外”才能和中国主流的民族志对象区别开来。

首先，为何要讲“海外”？如果限于民族志与中国的人类学这种关联的话题，我想在我们这样的学术范围或圈子里，它基本上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没有人会说民族志对于人类学的发展不重要，没有人不理解去海外作民族志研究对于中国人类学的意义。以“人类学”名义尽心尽力的中国学人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译介了不少的西方人类学著作，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由此培养了人才，建立了学科，积累了西方关于这个学科的基本文献，也由此具备了一些资料、人才、科研条件和体制内的机会让你能够去作海外的研究。所谓人类学和海外民族志，在学理上、在我们的圈子里一点不成为问题。在中国恰恰是说把它们跟社会科学联系起来，这才是中国学界需要建立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的建立才能够帮助我们改变中国人类学的主流的现状，并且为这种改变提供发展的制度支撑。因为我们现在大学里的学科设置、项目审批，并没有专门的人类学队伍来从事，往往是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的成员来审批你人类学的申请。在当前，必须让其他学科尤其是所谓强势学科的学人成为能够认识到海外民族志对中国社会科学（不仅是人类学）的价值的友军，我们才能有从事海外民族志的机会。所以我认为把海外民族志与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相关联，在今天的中国人类学界是一个真正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其次，为何要讲“社会科学”？民族志从人类学的扩展到社会科学的，还需要学理的解释。人类学是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人的科学。早期这些做人类学研究或者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为人类学事业的学人是说要建立一个关于人的学科，这就让很多其他学科的人瞠目结舌，他们不知道这个人的科学要怎样去做，因为他有自己专门的领域，这个领域就已经是个庞大的研究对象和有艰难的任务，但是人类学真的是通过民族志建立起了学科的威望，支撑了它关于人的科学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人类学的这种获得经验材料的方式比其他学科都要精致——当然是指通过长期深入的参与观察而获得材料和认识的方式。(https://www.daowen.com)

人类学或人类学民族志是诸学科中的一个，但是又不限于一个学科之内。随着学科的发展，一方面是人类学的一般观念对其他社会科学发生影响，另一方面是民族志这种方法为整个社会科学所吸纳。比如教育学对民族志的方法运用很多，关于班级、班级内部学生的构成。最典型的是威利的《学会劳动》。本来我们打算将它的版权买下进行翻译，放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后来被告知中文简体版的版权已经被买下。我们人类学圈子没人买，很明显就是搞教育学的人买过去了。关于工人的后代还是工人的问题的研究，其实布迪厄的好多研究也是关于职业的内部传承的。就是说人类学认为是经典的著作，其他学科也可能纳入自己的基本著作。我讲这个例子就是说民族志的方法也为其他学科所用，或者被他们尊为典范，被他们的教育体系吸纳。民族志是一个多学科都在学习和使用的方法，就像统计学的方法一样，各学科都在利用、发展，所以人类学树立的民族志的这种范例为社会科学建立了在社会中作经验研究的规范。这是第一点。还有一点是说民族志为社会科学带来了整体观的方法论，比如宗教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这有点像社会科学里面的学科分工，可是这恰恰又是通过专门的民族志来支撑关于一个社区的宗教、经济、政治的研究。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社会科学的分工，另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政治学或经济学学科内在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正是由于民族志方法的运用和它建立起来的个案，让那些特定的学科比如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能够落实在一个完整的社区里面。如果没有民族志的方法，它们的学术成就的积累就会很不一样。所以说，要从社会科学的大范畴来看待民族志方法的影响力，看待它的杠杆作用，或者说看到它作为基础性的学术积累的作用。

前面一部分是说民族志和人类学在中国要得到更好的发展，必须得到社会科学界的理解和承认，这是从功能的或功利的方面考虑。后面讲民族志为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支撑，是从内在的学理方面来说，不是说一个纯粹功利的东西需要你来接受，而是说它真的是具有很高学术贡献的方法。所以要在“社会科学”的层次来说民族志的重要性，我们对民族志方法外在的功利和内在的学理都得有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