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中的“中华万物”
我国的传统和历史赋予“物”以独特的性质。《说文》：“万物也……从牛。勿声。”“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段玉裁注：“物，万物也。牛为大物。牛为物之大者，故物从牛。”“牛为大物”与天象有涉，天地之数起于牵牛。周代以斗牵牛为纪首，命曰星纪，即牵牛星。可知，中国文字学中的“物”实为“天人合一”的思维和照像。比如，我国古代的住房，完全超越了“住宅—物质”的表述意义，而被赋予更为多样的价值。《宅经》有说：“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夫博物明贤，未能悟斯道也。”意思是说，相宅是阴阳、人伦的关键，非博通物理的贤人是无法明白其中之理、之术的（王玉德，王锐，2013：9）。有些物更是特殊、特别，如玉。管仲曾将玉比作“九德”：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智者；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暇适皆见，精也；藏华光泽并能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声清团彻远，纯而不杀，辞也。孔子更有玉之“十德”：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廉而不刿，义也；垂而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贯于山川，地也；圭障特达，德也；天下不贵者，道也。显然，我国对物的认识与西方的自然范畴（nature）中的物质材料（substance）、事 情（thing）、物像呈现（physical presence）、物的符号（semiotics of object）等并不完全一样（R.Williams，1983：197—198），许多属于“非物”的范畴，具有特殊的“非物性”。
物只是人类欲望的投身对象（A.Appadurai，1986：3）。纵然是当今人们所说的“文物”，除了时间的“物理性”依附外，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系统也都附加上了对物的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分类原则。我国古代的礼器有“礼藏于器”之说。最早的训诂典经《尔雅》中“释宫”“释器”“释乐”多与传统“礼仪”密不可分，比如，“鼎”等礼器就成了国家和帝王最重要的祭祀仪式中的权力象征。即使是同一种时间，不同的朝代也有不同的说明，并凭附不同的历史价值，所谓“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都与物的祭祀有关（王云五，1965：46）。《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杨伯俊，1981：861）郑玄注《礼记·礼器》：“大事，祭祀也。”（郑玄，贾公彦，1980：1243）如果缺失对物的认识和使用，“礼仪之邦”便无从谈起。值得一说的是，“物／用”一直是我国古代不同流派哲学重要讨论话题。在我国的传统“物用”关系中，物之于礼的关系重要性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物可以享，可以用，可以交通。张光直通过对礼品的研究认为，神属于天，民属于地，二者之间的交通要靠巫觋的祭祀。而在祭祀上的“物”与“器”都是重要的工具；“民以物享”，于是“神降之嘉生”（张光直，1986：99）。
此外，在我国传统的表述分类中，有一种“物”颇可玩味，这就是所谓的“长物”。明学者文震亨作《长物志》，传于后世。所谓“长物”，一如《世说新语·德行》中王恭所说：“恭作人无长物。”即指身外之物，多余之物，无关生存之物。文氏对“长物”的分类凡十二种（卷），包括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文震亨，2012：1）。可惜福柯未有机会见识此书，否则第二部《词与物》或要诞生（米歇尔·福柯，2012：1）。[2]中国的博物学不擅长于“分类”，却不失独立的原则。即使是今日读书之中国人，也会觉得这样的分类有“未尽”之属的感觉，却又不失其特别的精彩。比如在谈到“阶”时，其曰“自三级以至十级，愈高愈古，须以文石剥成。”李瑞豪的点评亦极到位：《玉篇》：“阶，登堂道也。”《释名》：“阶，梯也，如梯之有等差也。”对台阶的品赏，文氏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古”；一是“自然”（文震亨，2012：9）。这种中国式的“人文自然”凭附于物，无妨成为中国“非物”“闲物”的另一种表述。我要说的是，当今之遗产运动、遗产事业中的“物质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并未将我国传统的“物类”囊括，特别是未能将我国传统“文物”言之圆满。以“纸”为例，纸素为我国所傲的“四大发明”之一种，却多未知纸之传统与土、石、瓷、铜、铁、竹、帛等前身存在继承关系。比如“杀青”，文震亨言及开口便说：“古人杀青为书，后乃用纸。北纸用横帘造，其纹横，其质松面厚，谓之侧理。南纸用竖帘，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笔者）真迹，多用此纸。”“杀青”指古人刮去竹简表面的青皮来写字（同上：193）。这番道理只有在“物之传统”中方可理顺。(https://www.daowen.com)
对于“物”的研究，人类学对分类的研究似可为重要的借鉴。“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有关系的过程。”（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2000：4）不同的分类，能够延伸出不同的文化意义，也是“词与物”知识考古学的基本依据。比如我国的交通工具的分类中，轿子是一种独特的分类，它亦作“巾车”“肩舆”，所谓“今之肩舆，即古之巾车也。”（文震亨，2012：233）此分类源自古代的分类。《史记·夏本纪》有“禹行四载”，即指四种交通工具，其中“山行乘檋”，“檋”指“辇”，其实就是指在山里的交通工具，也就是轿子（沈从文，2013：188—194）。这种交通工具，外国罕见。
对“物”的认识、制造、使用一直以来都被作为是区分“人”与“动物”的分水岭，尽管当代的生物学、动物学的观察和研究发现了大量人类以外的动物具有使用“物”的能力，但都达不到人类的自主、自觉，更无迹象表明人类以外的动物具有制造“物”的能力。因此，人类与物的关系也就一直成为人类学关注的重点，并由此生成出与其他学科完全不同的视域、视野和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