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遮蔽与展现民族志

一般都被人们作为了解当地“真实”情况的文本而阅读和研究。这些文本的真实与否是基于如下被悬搁的假定之上的，即“结构对应关系存在于叙述的素材与‘真实’的素材之间，也就是存在于人们的行为与行为者在被杜撰出的素材中的行为之间，人们的经历与行为者的经历之间”（巴尔，2003：209—210）；即叙述是人类的一种（对事件的）特有模仿行为，而且这样的模仿能够最大程度地还原事实本身。作为民族志，还有另外两个作为支撑的理论基点：一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学者使用科学、严谨的调查手段，在一个地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实地调查，并按照一定的学术规范写成了民族志，所以权威、可靠；二是部分能够表达整体的理论预设，即对于有文化代表性的某些社区的“抽样”调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基本反映相关民族整个文化的主要特征。

以往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真实”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文本形成之前的收集素材的方法和技巧，以及怎样有效地进入并融入当地社区、如何保持心态、如何进行有效访谈、如何制作调查表等，即更多的是对于保证收集原始资料“真实性”的方法的关注。这些关注大都局限在民族志作者调查方法本身的研究，局限在如何保证最大程度获取“现实对象”的问题上，而没有意识到从现实对象到认识对象的转化问题。民族志的这种倾向从一开始就有着很深的漏洞和缺陷，因为它遮蔽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真实”的一个重要方面。

民族志真实与否的问题实质上也涉及认识论的“真实”问题，即人的认识如何达到“真实”的问题。海德格尔曾对传统真理观提出过批评，因为传统真理观认为“真理是物和知的符合……命题的不真被说成是与事物不符，事物的不真则是与其本质不符”。这样一来，真理问题就演变成了正确性的问题，于是“正确性垄断了真理论”（陈嘉映，1995：177—178）。恩格斯更早时就曾指出：“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恩格斯，1974：408）认识已经“包括并预先假定了表现”，（卡西尔，1985：59），所以，事物并不等于或重合于指陈它的命题（或者说描述、概念），即现实对象并不等于我们所认识的对象。如果把真理问题转化为正确性问题，真理的符合论就遮蔽了二者之间存在差异的事实。符合论表面上连接了现实对象和人们的认识，却在事实上遮蔽了“真实”的层次性存在“真实”被偷换成了某种暧昧的“真实”之间的关系。正是“‘关系’不会是实在的，因为关系涉及的不是一件而是两件事物”（罗素，1976：279），所以可以还原“真实”的本质含义，即确认“真实”为一个事物是它本身的呈现，而非两个事物之间的符合关系。由此，就可以有现实对象的“真实”，也有认识对象的“真实”甚至还有语言叙述的“真实”。符合论把这些不同质的“真实”混淆在人们的认识中，最终成为一个笼统而含混的“真实”符合关系。在符合论真理观的影响下，传统民族志的“客观观察、客观记录和客观描述异文化”的本质也就是对“认识对象”符合“现实对象”、“概念”符合“它的现实”的极力追求，而不管这种符合是否能够实现。(https://www.daowen.com)

事实上，人类学界对此问题也已有所警惕并作出了一定的反思。阐释人类学就曾对这类符合“真实”问题有所顾忌。格尔兹（1999：17—18）认为好的叙述和差的叙述的差别在于“浅描”和“深描”，即在于我们对当地文化理解和解释的深度。这可以看作他对民族志写作的“真实”标准的一种规定。这样的努力意味着格尔兹在为以阐释者、叙事者为中心的深描理论寻找依据，但把文化作为集体文本加以个人化的“过度解释”的危险却依然存在。深描理论虽然涉及文本的写作，但其根本注重的是人类学学者自身文化对文本的影响，更多的是从人类学学者自身的行为出发来质疑和研究，对文本自身的“真实”问题仍论文民族志文本与“真实”叙事不够重视。

20世纪80年代，对人类学“真实性”质疑的大论争（周泓，黄剑波，2003），涉及了从人类学的认识论基础到文化写作方式的具体方面，质疑整个人类学学科的科学性基础，认为人类学研究和“真实”之间存在巨大距离。虽然这些论争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志的“真实”问题，但它至少提醒人们应当关注人类学所能达到之真实的有限性问题。

如果把民族志文本定义为民族志作者认识对象的结晶，即认识对象经过主体语言的外化和现实化的结果，那么，文本就是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后对认识对象的总结。在此意义上，现实可感的民族志文本实际涵盖了从现实对象到认识对象外化形成的整个过程。这就表明，民族志文本的真实与否只能以文本中所记述的内容为基础，通过已有的认识与逻辑加以判断，而作为判断基础的内容只能来源于民族志文本本身。因此，考察民族志文本本身，在几个“真实”的最后一个断面上作考察，再向上回溯到追问认识对象的形成就在理论上具备了可能性。这样，文本在此成为一个可操作的基本的现实实在基点，从而避免了切入点的混乱和纯粹理论上的无限推演。当然，这首先需要确证人的认识能力，确证通过认识我们能尽可能接近现实对象。注重文本研究的叙述学（narratology）“是关于叙述、叙述文本、形象、事象、事件以及‘讲述故事’的文化产品的理论”（巴尔，2003：1）。在叙事学中，文本被看作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完整结构。就民族志的分析而言，可以先把叙事性的民族志文本假定为独立存在的个体，把它从与民族志作者及其相关文化的背景中进行悬搁，使文本自身得以“还原”、显现，这样一来，文本就有可能获得一个更为客观的位置。相应地，文本的“真实”问题就成了民族志“真实”问题的切入点。由此出发，民族志的素材与文本、叙事手段与叙事行为，以及认识对象如何转变为现实文本的方式、途径等问题就会突显出来，从而开启民族志“真实”探问的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