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话的无奈

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和赵刚（2006）的《头目哈古》是两部对话性文本的优秀作品。《林村的故事》全文采用类似私人对话体的民族志叙述，从村党支部叶文德书记生命史的角度叙述了坐落在厦门市北端约十公里处，与小金门隔海相望的一个闽南农村——林村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这部民族志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它的新文体，魏捷兹、何翠萍夫妇评论说：“从人类学的角度看，黄树民《林村的故事》可能是中国社会的民族志中，到目前为止，最具‘后现代’民族志取向的著作。”（黄树民，2002：259）与科学民族志权威作者不同，在《林村的故事》中，作者只是扮演一个特定情境下“合适的提问者”，而林村的历史主要由“合适的回答者”叶文德书记来完成讲述。最终，“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林村故事的叙事主体已经被问者和答者的共同叙事所取代。”（彭兆荣，2009）客位的作者与主位的叶书记共同构造出一个完整的生命史共同体，合作完成了这部民族志作品。

赵刚在《头目哈古》的“作者序”中说他的写作是“述而不作”，他八访台湾原住民卑南族kasavakan部落的头目哈古，将访问的过程忠实地记录，并呈现为文，并不作理论的介入、建构。力图让叙述自己说话，借哈古的生活、作品自然呈现真实、生动的人物和他所代表的原住民的真实的文化传统。作者偶尔也呈现自己作为记录者之“境”和“情”，因为尽量保留“这个记录原本的多元异质样貌”是他的自觉追求。

我们可以在两部文本中清晰地看到作者对研究对象话语权的尊重，《林村的故事》以对话方式记录下来的无数次交谈，很自然地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展现了主人公叶文德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我们对集国家政治符号和中国普通农民特征于一身的叶书记，和他活动其间的中国1949年后农村变革的宏大舞台的了解和理解，来自他鲜活的生命史以及生动的述说，而不是作者黄树民的反“客位”为“主位”的判断。赵刚（2006：11）在如何处理《头目哈古》的访谈记录问题上经历了一番艰难的选择：在做前三访时，他想到的还是学院式的材料处理方式，“好比第一章介绍部落背景、第二章刻画头目生平、第三章政权与部落、第四章宗教与部落……”后来又产生了一个折衷处理的念头，效法他所翻译过的《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的二元结构，“把书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逐日的行动直击，第二部分则是理论的反省？”（同上）直到进入第五访，他终于确立了最终的写法，“我的任务就是把头目的形象给写出来就好了，其余都是多余的。我要让我与头目接触的每一天，在我意识得到的最忠实状况下，从我的感触与观点出发，去记录下来。”（同上）(https://www.daowen.com)

这两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当代民族志在祛除作者话语霸权方面的努力和实践。回到我们前面的疑问，瓦解了研究者特殊权力的“对话性文本”真的能呈现人类学研究的对话性吗？以文本的方式呈现的研究对象的话语真的表征了一种平等的位置吗？答案显然不容乐观。为了塑造叶书记这个人物丰满的形象，《林村的故事》选择了类似小说的文体来表达。显然作者十分看重小说在谋篇布局、情节安排、人物的出场、活动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借鉴小说的常规，则作者对人物刻画和事件安排的典型化处理就无从避免。用一个人的故事来展现一个村落35年的历史，人们有理由相信，这当中作者充当着“提词领唱”的角色。

表白“述而不作”的赵刚最后忍不住“还是动了一些手脚”，把一些零散的、不成主题的、不成段落的与头目的谈话，整编到一个相对比较成形的主题中。他为自己的后期编辑行为辩护说唯有如此才能保证阅读的顺畅。这个确实成立的理由却暴露了书写文化最本质的特点之一，即在书写这个行为中，书写者保持着对文本中所有话语的最终编排权。写作中再激进的权力下放，最终还得由那个握有终极权力的人——写作者来确定话语的呈现方式。于是我们发现，强调瓦解民族志权威的“对话性文本”，与之前“独白性文本”一样，也不过是一种写作方法而已，其中任何一种模式并不能成为优于其他模式的权威模式，它们都不是民族志最终的归属。就此而言，独白是必然，完全不受作者独白制约的对话只是革新者的乌托邦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