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叙事与话语实践的反思
长期以来，在有一个“外在”现实的基点上，人们看待民族志文本的普遍态度是不仅想了解它所要叙述的事实，而且想了解它讲述的事实是否真实；力图掌握它如此这般叙述的凭据，审视它是说真话还是打诳语；是材料丰富还是毫无价值；是确凿无误还是已被篡改。然而，上述对“真实”与叙事视角或聚焦、主位—客位、我性—他性等关联的分析，却把我们引向对作为实践的话语的关注；去揭示那些使得一种特定的话语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或者说，去揭示在特定话语内部所有那些可说事物的可能性条件。
正是这一基本转向，使我们得以把所有的民族志文本放置进话语事件的领域。“话语导致某些概念的组织、对象的聚合、陈述类型的出现，它们又根据自身的一致性、严密性和稳定性的程度构成一些主题或理论。”（福柯，1998：78—79）正是依凭于民族志叙事的传播系统，实现了民族学概念隐秘的传播过程。然而，当我们的关注点不再是那些丰富的隐藏或暴露于话语中的思想、形象、主题、成见……而是以一定规则而实践的话语本身时，也就摆脱了“真—伪”之辨的羁绊，看到一个叙事或一项陈述，不过是穿越由各种结构以及可能的整体所组成的领域。它为民族志文本的理解提出了一个新任务：“就是要在陈述事件的平庸性和特殊性中把握住陈述（的涵义）；确定它的存在条件，尽可能准确地确定它的极限，建立它与其他可能与它发生关联的陈述的对应关系，指出什么是它排斥的其他陈述形式。”（同上：33）
当福柯把话语称为“陈述的整体”时，指明了话语的形成关联到“对象的形成，主体位置的形成，概念的形成，策略的形成”等方面（同上：148—149）。这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个明确的话语只能是它没有说出的东西的被迫出场；而这个没有说出的东西又是从内部销蚀所有已说出的东西的空洞。因此，说出的东西永远不是全部。“在陈述表露的条件中，一直存在着排斥、限制或者缺陷，它们分割着陈述的参照系，赋予方式的唯一体系以有效性，限定和封闭并存的群，拒绝某些使用的形式。”（同上：141）正是这些因素的整体性关联，使得即便在学科框架中所形成的话语，也从来就不是共同的话语，任何话语的确定，不仅关联到话语内部的分类及其外部的其他话语，而且涉及与适应、利益和欲望的非话语实践范围建立关联的经常方式。更值得强调的是：“问题不在于追究话语是怎样和为什么能够出现，并在时间的这一点上形成；它始终是历史的——历史的片断、在历史之中的一致性和不连续性，它提出自己的界限、断裂、转换、它的时间性的特殊方式等问题，而不是在时间的同谋关系中它突然出现的问题。”（同上：149）
福柯有关话语分析理论的启发性意义，不仅在于它揭示了无论是所谓事实的描述还是理论演绎，都仅仅是作为一种叙事而存在的，都是在与其他叙事方式和类型的密切关联中存在的，而且在于它倡导人们把社会生活视为一系列文本的存在。这样，所有既存的事物都只不过是各种建立在其他拟象基础上的对现实的拟象，因此，它们也都能够并需要加以解构。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基点“现实只能以解释或叙事的方式被感知”（瑞泽尔，2003：287）。这一新的认识基点使我们学会了与那些不但尚未被解释，而且无法解释的事件或行为共存；再一次学会去尊重模糊性，去关心人类的感情，去欣赏各种不同目的的和目的性淡化或少功利色彩的行为。在最直观的层面上，这一转向带来了支点的丧失和不确定性的增长；甚至在肤浅的层面上，它被理解为对真理和事实的拒斥。但是，这一新的认识基点的实质，正是直面了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任何一种单一的因果关联甚至任何一种解释或叙事都无力承载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理论研究过程的精髓和目标也由此而明朗化了：如果我们承认，思想产生的机制是在人们趋于相信自己拥有正确的或唯一的理论和答案时遭遇消解和破坏，那么，理论过程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产生新思想和新观点才能获得活力；既然每一个叙事都包含着显露与隐藏，都安置着中心与悬搁，那么，我们所面对的不过是各有缺陷而纵横交错的体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并非是在这些差异和间隙中寻求替代和转换，并非是以某种确定答案的获取来谋求新的话语霸权，而是在对各种叙事或理论观点内在差异的探求中提出新的问题，以此来寻求不同叙事或理论之间的共存竞争；如果承认，理论研究的精髓是对未知领域的探询，而非对已知事物或自以为是的洋洋自得，那么，理论研究在根本上就是一个无休止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对人类学民族学而言，它的基本任务并非是去构建各种叙事，更不能以为，只要把自己限制在各种地方性或微型叙事中就能截获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恰恰只有在对不同叙事的理论预设的追问中，才能获得和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和新鲜感。理论过程的真正价值，或许正在于由持续的自我批判而带来的反思性。
本文主要内容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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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