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国家对民族志的理解都是一样的。它是［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初级阶段：观察和描写，田野工作（field work）”（列维-斯特劳斯，2006：325—326）。然而，民族志并非一成不变，它得到过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的不同定义，总体形貌又有过数度改变。与过去一样，当下民族志有着它的时代特征，而关于这一特征为何，身处其中的学者有各自的解释；当下越来越多学者将这一特征形容为“本体论转向”。[11](https://www.daowe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