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的一般工作程式

作为文本学者的克氏对民族志工作的基础——参与观察和访谈没有体悟。在把民族志当作文学文本的前提下，克氏对民族志工作的理解和评估始于文本、也止于文本，而不是从田野工作开始。为此，在回应他的质疑之前，有必要首先阐述笔者所体验的民族志工作程式。

在异族进行田野工作这种活动中，有三类角色出场：民族志者、土著的个体（或若干个个体）和当地的各级政府（政府成员可能来自不同的民族，其中，当然也包含作为研究对象的民族的成员）。民族志者赴田野，在异乡参与观察土著的一切行为方式（包括仪式），学习土著语言，借助翻译和凭借自己学到的语言与土著的个体（或几个或若干个个体构成的小群体）进行交谈，然后，分别用土著的文字（或者在土著有语言无文字的情况下，用民族志者根据土著的语言创造的拼音文字）和民族志者自己母语的文字记录下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离开田野时，民族志者带回几种东西：田野笔记本、照片、满脑子关于土著行为方式和信仰细节的记忆，在田野（含各级地方政府的档案室和图书馆）搜集的文献和少量的器物，以及20世纪进入数码时代以来的音-视频材料。返回故里，在自己书房或办公室，民族志者整理田野笔记，制定提纲，开始撰写。鉴于记忆的有限，田野归来，民族志者都紧凑安排，尽快投入写作，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遗忘带来的损失。民族志写作的方式十分有限，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单数或复数。描写参与观察到的土著的行为方式，通过概述、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报告土著对自己社会事实的介绍和解释，分析所获材料、通过新发现的社会事实和文化事实检验现存理论，或证实，或修正，甚至证伪本学科既有的基本概念和普遍理论（这在社会科学活动中极其罕见，甚至可说百年一遇）。如果是后者，那么当事人将依据新鲜的事实拒斥昔日的理论并尝试提出新的理论假说。

当笔者把人类学家生产知识的特殊过程写下时，它看似清晰而肯定。但是，田野工作背后却隐藏着诸多的复杂、曲折、微妙和冲突，个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实践者尽知。非常自然，内行与外行对这个过程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他们的判断有时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