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识生产范畴的海外研究

简明地陈述一下，到海外去从事特定的知识生产确实是时代的需求，我们需要在知识上回答我们面对的、身处的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中国学界对于中国社会的表述做得不够也不好。我在这几年的几个人类学丛书的总序里面基本上在讲一个意思，在中国的社会科学里面，通过观察获得第一手资料，建立在这些资料之上的关于特定地方或文化的表述太差以致整个社会科学所赖以建立的“事实”太稀薄。直白地说，我们没有做好的田野作业，没有利用好民族志方法，来呈现我们所关怀的、我们这个共同体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我们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经验材料来支撑这些说法。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羸弱的地方。这个弱点给整个社会科学带来的问题是大家都在说话，但我们不知道对方话的真实性，就是说我们对对方的误解太多，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话不建立在分享共同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是，中国社会科学中民族志的方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没有占到应有的地位。这一方面是说问题出在国内，同时恰恰是我们在国外田野做得不足、做得不够，没有怎么正儿八经去做，反过来造成国内学术的这种现状。比如说，做民族志要学调查对象的语言，我们去苗族地方，人家会讲汉语啊，我为什么要花两年的时间来学习这个语言呢？他们讲汉语我不就得到材料了吗？有人说通过苗语得到的材料和通过汉语得到的材料是不一样的，这是后话，先拿到通过汉语能获得的材料，这是学术的底线，是经济的做法。我们说做田野至少要一年的周期，那我没有一年的时间，反正语言也畅通，我花几个月的时间把该问的都问了，该查的都查了，可以留下时间做更多的事。就是说在国内做田野可以有许多变通、折中的方法来规避民族志的规范，但如果换为到国外去做，访谈对象不会讲汉语，研究者就必须学习对方的语言，就必须待更长的时间，也就可能得到更多对社会的理解。就是说，如果海外民族志成为整个学界之“必需”的话，反过来作为一个规范，就会影响国内民族志方法的使用。

在回答世界是什么样的问题时，在表述上要从道听途说回到现场审视，民族志的方法是必需的。下面是将中国的现场审视分两个分阶段来阐释。一个是1918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搞的“到民间去”，就是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因为自古以来做学问是做“四书”“五经”的学问，现在认识到日常的生活也是学问，这样的动力和历史趋向支撑中国现代以来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几个学科的发展，这是第一个时期。一直到我们能够把到海外作经验研究当作学界的基本构成，都当作第一个时期，当然中间也有起伏。“到海外去”从实践来说是一个新的趋向，在这之前也有个别人到海外作研究，比如，李安宅先生作过祖尼人的调查，乔健先生做过纳瓦霍印第安人的民族志研究。但作为一个时代的运动，作为学界共同的事业，是这几年才启动的。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都有老师在关注，有心推动海外调查研究。如果把做海外华侨研究纳入范围，参与的那就更广泛了。不管怎样说，到海外去做民族志不是今天的说法，中国从开始有人类学，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但一直没有成为主流，确实因为各种社会条件，跟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关怀，跟内外各方面的因素，一起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尽管存在这样的格局，但还是应该看到，到海外去是一种长期压抑后的冲动。

我们的一些行动最后汇报一下我们北大人类学圈子都做了些什么。到2009年秋季，我们先后在12个境外社区开展为期一年的田野作业，其中，博士论文已经答辩了的人有5个，他们是做泰国的龚浩群、做马来西亚的康敏、做印度的吴晓黎、做澳大利亚的杨春宇、做美国的李荣荣。做完田野，论文还没有完成的，有做法国的张金岭、做德国的周歆红、做中国香港的夏循祥、做蒙古国的宝山。还在作田野调查的有林幸颖（做中国台湾）、马强（做俄罗斯），准备进入田野的有章邵增（做巴西）。

粗略一看，全都是散兵游勇，这么大的世界，我们的田野点只点缀在其中几个国家或地区。人类学的作业终究会归入一些分支学科，比如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或者说地区研究，如东南亚研究、印度研究、大洋洲研究、欧洲研究、美国研究、俄罗斯研究。实际上我今天的谈话中没有涉及人类学研究中的地区研究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有多重要，今天没有专门讲，但在已经出版的一些著作里我们是谈到了的。

海外民族志的若干组合意义虽然我们只有12个点，但可以有很多组合，今后会在中国产生一种知识建构的可能性。(https://www.daowen.com)

第一个是关于公民社会的比较研究。大家可以从这几本书的题目就可以看到我们对当地人的结社比较感兴趣。就是说当地人除了亲属关系、乡邻关系之外，在一个政治共同体里面还和其他人建立可通用的、平等的关系。就像我最初讲到的我的学术关怀：怎么样在中国的文化价值平台上建立一种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价值观念。我们推动同学去做田野也是在这个架构之下的。

第二个是“金砖四国”的比较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在做印度的、俄罗斯的、巴西的调查研究，我们本身又是做中国的，这就在格局上导向“金砖四国”的比较研究。

第三个是比较宗教研究。我们的调查点有佛教的、伊斯兰教的、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东正教的、印度教的，世界的主要宗教我们都在努力涵括。

第四个是不同政治进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关于中国文化在整个近代以来的遭遇，在中国大陆本身来看是有局限性的。你看中国台湾、看中国香港，因为我们是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把大陆地区与之相比较的话，还是会得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来。

第五个是关于发达国家的社会研究。中国近代以来把对西方的学问、书本的介绍当作要务，所有的流派我们都介绍过，但是西方社会普通人怎么生活，一个有宗教的现代社会何以存在，一个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社会怎么可能，一个主张个人自由的社会怎么样是个有秩序的社会。所有这些关于现代社会、发达国家的基本面，我们有经验研究吗？我们能够给出一个知识界提供了充分事实的民族志讨论吗？我们在知识上都是缺位的。比如，我们在建立现代国家的早期，一定要把宗教去除，认为宗教都是落后的、骗人的东西，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做过这样的研究：是不是有这样的社会，它没有宗教也能存在？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有没有先驱已经见识过这样一个可供我们学习的社会？涉及很多人幸福和人生的宗教，你说给戒除就给戒除了，戒个烟还那么难呢！这个后果多严重啊！如果我们在介绍西方理论的同时就有一个关于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的研究，那么中国的社会决策，关于社会如何建构、如何可能的这样的基本的思想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现在说话已经为时太晚了。虽然是太迟了，但永远都不会太迟，迟到总比不到好。我们现在来补这个课，最起码可以避免下一个历史阶段再干另外的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