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的“小说化”
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一书中讨论过自己如何在社会人类学的两种表述模式之间进行抉择和折衷。“如何处理和使用个案调查和访谈资料”（李培林，2004：155），他认为有两种模式。一种为费孝通的“文本概括法”，把调查材料和讲述者的话语转化成比较精练、有条理的文本语言，这种语言既不是学术概念的堆积，也不是文学语言，要表述的既不是逻辑，也不是故事，而是“事实”，代表者为《江村经济》。这也是功能主义民族志以来的主流正统路数。另一种是林耀华的“文学概括法”，把“原材料”加工成小说，不舍弃生活语言中那些鲜活的东西，把一些片断性、零碎、复杂的原材料转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代表者是《金翼》。这种路子，正如李培林说的，几十年来一直被不断质问。在学术研究如同工匠的手艺活和工业流水线的今天，如何调查、如何收集处理资料、如何分析问题，都有了“标准化”的“规矩”，所以林先生的别出心裁的“文学概括法”，一直被视为“另类”。两相比较，一个是“文本大说”，一个是市井故事，一个是正典，一个是另册（同上：155—156）。
和《金翼》差不多同时出版的社会学著作《街角社会》（威廉·富特·怀特，2007）[5]是又一个“另类”。作者怀特属芝加哥社会学派，书中研究的是波士顿的意大利人贫民区，这本书的文体介乎于学术著作和小说之间。怀特曾想成为一名小说作家。《街角社会》代表了一种“讲述外部世界的叙事方法”，后来成为组织个案访谈调查材料的一个楷模。
《金翼》是1944年出版的用小说体裁写的民族志。它讲述了一个线索清晰、情节起伏的故事：福建一个村庄比邻而居的两个家族既是亲戚又合伙做生意，其中一家由逆而顺、走向繁荣，另一家由盛而衰。塑造了一个中心人物——黄东林。作者自问“为什么一度不相上下的两个家庭在20余年间会有两种不同的命运”（林耀华，2000）[6]。正像弗思在该书英文版序言说的，真正的命运在于各个人的心中，就像欧里庇得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切伟大的戏剧家和小说家向我们展现的那样……是由他本人或他人那些本来具备的爱好和习惯所决定。带着“命运”的疑问，作者像小说家一样展示并探究决定这种命运的习性因素。最后得到的答案是“人类生活就是在平衡与失调、均衡与不均衡之间摆动”这样一个功能主义表达式，但展开这一表达式的方式却是“别出心裁”的。在该书英文版导言中，弗思指出这种方式的意义：“通过个别事件的分析提炼出普遍性”“通过叙述一小群人生活中的一系列事件对一个社会过程加以考察和解释”“不只是使读者感兴趣，其长处还在于摆脱了某些科学程序的一般原则”“作者似乎是身临其境……不论是在药铺、在闺中、还是在土匪山老巢，他都能真实地告诉我们每个人物的言行举止，甚至能探寻他们的心灵深处，解释他们当时的动机和昔日的感情”“集真实的观察和想象的再现之大成”（同上）[7]。
林先生这样解释自己写作的初衷：“为了使原本丰富生动的历史事实不至于桎梧在刻板、艰涩的论著形式之中，我采用了小说体裁，把全部材料重新加以组织，有机地融化在故事情节内。”（同上）[8]该书出版50年后，林先生依然未改初衷：“听说近年来人类学和文学两家多有促膝，情好日密，相信日后它们的各类连理新作会赢得更多的追随者和身体力行者……不同形式的杰作好比不同时尚和风习的衣衫，是不可比的。人文学科书籍的传世价值总在于它对人性与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它所携带的永久的美感。”（同上）[9](https://www.daowen.com)
至于一再被人质问的“这部著作，究竟是虚构的故事，还是科学的研究”，林先生回答说“《金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单纯作为注重情节变化的文学作品来读，《金翼》是不太适宜的”“本书所描绘的每个事件甚至细枝末节，从本质上讲都是真实的，每个人物都有所指”（同上）[10]。“真实的小说”也许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但它在林先生的实践之下确实已经存在。事实的艺术化改造、编排，形式虽是小说但本质上却更真实，因为材料“有机地融化在故事情节内”，从而更富有意义，更具有可理解性。这一点正是我们前面论证小说真实性得出的结论。小说的形式难道不能负载、建构并传递有关现实经验的真实内容及意义吗？《金翼》不只是一种“形式的实验”。
45年后出版的《林村的故事》主要记录了由作者发问所唤起的、主人公叶文德关于自己生平经历的讲述，类似于口述史，使人想起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所著的五卷本《身处欧洲的波兰农民》以当事人信件为主体的文本建构方式。不同的是，《林村的故事》塑造了两个人物，主人公是林村前支书叶文德，配角是“我”。其中的“我”表现得并非只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发问者、观察者角色，而是带着丰富、矛盾的心理活动去揣摩、猜测叶的同样丰富、矛盾的心理活动，体现出一个真实、活泼的互动过程。在这种过程间，经过叶文德的自述和“我”穿插其中的勾勒，叶文德的形象丰满地凸显出来。“这两个‘中国人’通过他们彼此的对谈问答，为他们自己心中对‘中国’的困惑和情怀做了一番最畅然的倾吐和条理”（黄树民，2002：261）。
严格说来，《林村的故事》在叙述形式上的小说化程度没有《金翼》那么高，但正像该书跋中所肯定的那样，可以把它视为小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并没有停留在一般意义的生活史表层描述，而是有意识地从内至外塑造着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叶文德发出的声音之中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而不是传声筒、录音机里发出的机械、刻板的声音。这声音中也时时回响着“我”的同样个人化的声音，使作者“不但成功地扮演他身为人类学家的研究者的角色，而且还毫不掩饰地通过了他的问题、他自己情绪起落的叙述，及他对本书章节的安排，表达了他对‘中国’最真挚、深切，及最人本的关怀”（同上：262），也让读者身临其境地体察作者访谈的策略、恐惧、压力和在访谈过程中寻求自我肯定的心情。科学民族志是不提倡塑造人物的，而《林村的故事》恰巧塑造了人物，这也许正是这部民族志的实验性和文学性所在。形式的改变会带来意义的更新、内容的拓展，科学民族志文类形式忽略了或无法传达的民族志经验在这种新形式之下获得了存在空间并展露出来。把纷繁的事件、一个村庄和一个国家成长、动荡和转型的清晰而熟悉的图景交织在叶文清的生活史中加以讲述使文本的建构具有一种“普通大学课本中通常得不到的一种直观性。”（黄树民，2002）[11]
作为一个英文和中文小说的爱好者，黄树民选择小说这个文类来描述“那在传统民族志的文类里没有多少存在空间的民族志现实”。所以该书中文版的“跋”认为这部作品“可能是中国社会的民族志中，到目前为止，最具‘后现代’民族志取向的著作”，因为“从寻求新文体的角度看来，他的民族志已不只是比喻性地看似故事了”。在文学这个文类（genre）中作者找到了“更能贴切地表达当今中国社会新的现实的‘书写文化（writing culture）’的新方式”（同上：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