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性”的民族志时代

先有民族志很久了才有人类学，但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来撰写民族志，民族志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科学性”的时代。西方国家是从1840年前后一个一个开始成立民族学会、民俗学会、人类学会的。这些群体都需要来自实地的资料，都有积极性介入被视为资料工作的民族志。人类学群体先是编撰调查手册（如英国的《人类学笔记和问询》）去影响他人调查并编写民族志的方式，后来就亲自披挂上阵。牛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乌瑞（Urry，1972）专门研究了英国人类学界指导实地调查的专用手册《人类学笔记和问询》从1874年到1912年期间四个版本的改进。第一版由泰勒等人执笔，其目的是指导旅行者对原始人进行准确的人类学观察，提供信息供英国国内的人类学者进行科学的人类学研究。第二版的民族志部分的引言是由大英博物馆民族志部的里德（Charles Hercules Read）撰写的，他在此提出了长期田野作业的命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对构成本书的主体的询问题目哪怕是给出浮泛的答案，也有必要长期持续地居住在土著人之中（along continued residence among native folk）。”（Urry，1972：48）在这个期间，像支配英国人类学的泰勒这种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逐渐被自然科学训练出来的学者所取代，其代表人物是哈登、赛里格曼、理福斯等人。在他们这些人负责的第四版的相关章节已经对田野作业的语言要求和一年周期的时间要求给出了明确的说法。1912年的第四版与以前不同的是，它更像是主要为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的观察者而非旅行者准备的。马林诺夫斯基是带着这个手册去他的田野的。虽然他后来曾经把这个手册视为他的科学方法的反面教材（Bronislaw Malinowski，1944：27），但是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967：30）身后被公开的日记证明他是一边做田野一边参考该手册的，他甚至在一个段落里两次提到翻看该手册：

我写日记，一边看《人类学笔记和问询》，一边试着综合我得到的资料。准备出门。晚餐。在这期间试着把谈话引到民族学主题上。晚餐后，与韦拉卫简单地谈话。又读了几页《人类学笔记和问询》，装好照相机。然后我到村子里去；月夜皎洁……

这个手册的新版本的系统指导以及马林诺夫斯基的个人际遇，使《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成为民族志的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马林诺夫斯基于1884年4月7日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兰的克拉科夫（Krakow），在1902年进入大学读物理学和数学，并对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从基本的学科底子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受到现代科学专业训练的学子。1908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summa cum laude，Ph.D.），其具体的专业领域是物理学和数学。他在1910年进入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作为一名研究生加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行列。此时的英国学术界大兴实地调查之风，其调查模式不外是在短时间里（几天和几周）借助翻译询问土著中的知情人。1914年，赛里格曼（Charles Seligman）教授帮他弄到了一点资助，马雷特教授（R.R.Marett，1866—1945）等人正好要到澳大利亚开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安排他做会议秘书，他的旅费由澳大利亚政府掏。他们在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7月28日—1918年11月11日）爆发之前起航。学术会议结束后，他开始去做实地调查，这时是1914年9月12日。由于世界大战的形势，他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一直呆到1920年。他在当地属于敌国公民，所幸他的一位老师哈登（Alfred Haddon）把他推荐给了他的私人朋友汉特（Atlee Hunt）这位澳大利亚政府的高级官员（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 of the common wealth government of Australia）。他写了许多封信给有关人士为马林诺夫斯基要经费，要通行证，在不利于马林诺夫斯基的谣言兴起时（如说他同情德国，不值得信任等）为他说话（Young，1988：5）。(https://www.daowen.com)

他在1914年至1918年之间以澳大利亚为根据地，先后三次到新几内亚进行调查，共花去了他两年半的时间。他第一次的调查依靠翻译，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调查都是直接使用当地土著的语言。这段经历及所获资料构成他一系列著作^[1]的基础以及他1920年至1938年在伦敦讲学的核心。他的这些著述和教学活动作为榜样被后学所追慕，成为现代人类学的学术规范的核心内容。

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论》中总结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确立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的准则。科学的民族志必须做到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的合一。这两者在发生学上的分离或者分工，经过许多人多年的努力，终于由马林诺夫斯基在自己身上第一个完美地达到合一。在此前的努力过程中，两个研究项目值得特别一提。在1898年，哈登率理福斯（W.R.Rivers）、赛里格曼等人在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周围对土著进行实地考察，其调查方式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通过翻译询问土著中的知情者有关的问题，记录下答案作为研究资料。这种资料对于描述社会行动和复杂的情景来说，往往是过于简略了。这是人类学家主动去现场获得资料的开始，是人类学界把资料员和研究者的身份合一的努力的开始。随后，理福斯在1906年出版《托达人》（Rivers，1906）。这是他在印度的一个部落进行约半年的实地调查之后完成的。他在方法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但是在时间上没有达到一年的周期，他也未能生活在土著人之中，搜集资料依靠的也是翻译。马氏检讨了这种调查工作的局限，指明了克服其局限的必由之路：人类学家去土著村落里生活，用一套有效的科学规则把资料员和研究者的身份完美地合而为一（马林诺夫斯基，2002：6—7）。成功地达到这个目标的首要原则是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须其他白人的介入。他自己当时的做法是把帐篷搭建在土著的村落之中，与土著保持“亲密接触”。真正生活在土著之中是与偶尔钻进土著人群询问若干问题在效果上是全然不同的。与询问相比“参与其生活进行观察”在获得信息的深度和广度上是非常不同的。一些现象靠询问是根本无望获得的，只能在完全具体的现实状态中被观察。

“科学民族志”保证田野工作质量的其他条件是较长时间的实地生活经历以及对土著语言的掌握和熟练使用。据马林诺夫斯基自己回忆，他起初进入村子，只能用洋泾浜英语寒暄，自己很难与土著进行细致而明了的对话。他逐步试着采用土著人（Kiriwinian）的语言工作，开始在做记录时直接以转译法将土著的陈述要点转移为自己的语言写下来，可是转译常常将语境自身所有的重要特征消磨殆尽。他慢慢地不得不以土著语言把重要的短语按其被说出时的情形记录下来。他说，随着我的语言知识的进步，我记下了越来越多的土著语言的句子，直到最后，我发现自己完全以那种语言书写，对每一陈述都能逐字逐句飞快地笔录下来。用土著语言作为实地调查的工作语言，这是博厄斯、哈登、赛里格曼、理福斯没有做到的，也是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做安达曼人的调查的时候所做不到的（Stocking，1995：307）。马林诺夫斯基在连续时间的长度和语言的熟练程度上都是划时代的。居住一年左右、使用调查点当地的语言，后来成为人类学博士培养计划的要件。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文本和马林诺夫斯基对民族志和田野作业的科学规则的陈述对于人类学被作为一门科学被世人所接受发挥了关键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以后，人类学学业的主流是由马林诺夫斯基奠定的范例和规则所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