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人类学民族志的撰写模式

阐释人类学是在回应现代人类学的理论危机中崛起的。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1926—）创立文化文本（cultural text）观念，认为文本这个文化描写的系统（system）既可以是文字的，亦可以是行为学意义上的，并试图从相关意义（context）去研究、阐释文化。他明确指出：“研究文化并不是寻求其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是探寻其底蕴的阐释之学。”（王海龙，2000：30）格尔兹的学说脱胎于象征／符号人类学，他对符号进行了分类，把自己的阐释符号学依托于“符号的意蕴”，即指代任何一种承担传递概念的媒介的客体、行为、事件、性质或关系这样一种符号类别上。他强调“符号必须有公示性”（symbols must be public），无论是使用语言、姿势形象或实体性的物资操作，符号化终须有其可被感悟的记号以供研究。在再造认知体系和文化话语的过程中，格尔兹提出的认知新角度是“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而具体操作的新符号手段即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格尔兹为人们提示的文化阐释和理解的途径，即通过“深描”展示，研究被研究者的语言、行为，理解被研究者的声音、信仰以感悟他们的“自我”概念世界，亦即“（对别人的）阐释的阐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other's interpretations）。“理解”是他的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关键词，他的“理解”也就是“在阐释之上的理解”（understanding over explanation）。因此，格尔兹认为，人类学家的工作不在于运用“科学”的概念套出“文化”的整体观，也不在于像结构主义者那样试图从多样化的文化中推知人类共通的认知语法，而在于通过了解“土著的观点”（native's point of view）来解释象征体系对人的观念和社会生活的界说，从而达到对形成地方性知识的独特世界观，人观和社会背景的理解。格尔兹批评“现代民族志”罗列大量具体文化细节的撰写方法，提示了“深描”，即在特定的情境下探求并解释文化意义的撰写方法。

“深描”是解读文化的一种显微研究／撰写法。

“深描”与“浅描”借用于哲学家赖尔的学说。赖尔在对一个“三个男孩眨右眼”（同上：47—49）（一个生理抽搐，一个对玩伴递眼神，一个戏拟递眼神的男孩及对后两者的“眨眼”不同情境·意思的假设演绎）的事例的分析中使用了这两个用语。赖尔指出，对案例中的眨眼或抽搐眼皮，观察者可作“肤浅描写”（thin description），即把病态抽搐、递眼神捣鬼、戏拟递眼神、排练递眼神、假装戏拟等都描写成“右眼的迅速抽动”；或作“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即将其动作在不同情境中的本意尽可能地还原。格尔兹指出，人类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复杂的文化现象，剖析繁复无穷的文化层次结构，显然“浅描”无力胜任，唯有凭借“深描”。(https://www.daowen.com)

为了达至对文化的“深描”，还必须采用和磨砺必要的调查技法和描写方法。比如，借用认知人类学运用本族人的语言句型，向本族人调查，以发现本族人分类体系的“控制性诱导法”（同上：49—51）等。

阐释人类学民族志的撰写模式的确立，使文化撰写的技巧从堆砌实事转化为象征意义的细腻的解释和交流。利奇（Edmund Leach，2006：383）描述了这种转变，他指出，“民族志不再是风俗习惯的罗列，它已经变为深描的艺术；就像小说家的作品一样，精心编织着一个个情节。”《深奥的游戏：关于巴厘人斗鸡习俗的研究》就是格尔兹本人为我们提供的阐释人类学“深描”文化撰写的一个经典文本（黄淑娉，龚佩华，2001：380—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