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的人文渊源与“新本体论”转向①
王铭铭
① 作者简介：
王铭铭（1962─ ），福建泉州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民族志”之名，来自古希腊文的“民族＋志”，指“记录的民族学”，而“民族学”则常被理解为“举各民族物质上行为上各种形态而比较他们的异同”（蔡元培）。“民族＋志”这一组合是近代的发明，与欧洲国族观念有着既相合又相离的两可关系。就多数经典民族志呈现的面貌看，尽管有将民族志视作“民族研究”的基本方法者，但民族志研究单元一般超脱于“民族”，其描绘的物质、社会和精神世界，是“ethnos（民族）”的真正含义，指与近代西方“个人”不同的其他“人的观念”。对民族志书写者而言，所有地方，都是“世界性的”，在人文关系的“世界”中，“己”与“它”的关联性被分解为几类关系及其认知，但其本来面目是浑然一体的。它“因地制宜”，形成人中心、神中心、物中心的形貌，相互之间存在差异，但在等级与互惠的复合性意义上，却普遍一致，从而使场景远离“我者”的民族志，总是关乎“己”——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这包括“民族”，但不等于它。(https://www.daowen.com)
与对现实主义民族志的重新思考同时，人类学界出现一股对民族志做出新实验的潮流。这种有意识的新潮文化反映，以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为先导，并主要采用三种表述形式。一是对异文化经验的表述，在于它们对不同文化对人观（personhood）、自我（self）和情感（emotions）的不同界定和经验，其主要目标是对传统人类学的“集体思维方式”（collective mentality）理论的批评。目前对不同文化的人观的研究所形成的实验民族志，包括三种类型：心理动力学民族志（psychodynamic ethnographies）、新现实主义民族志（realistic ethnographies）和现代主义民族志（modernist ethnographies）。现代主义人类学者花很多精力去构造自己与访谈对象之间的对话。更有意思的是，某些人类学者还请被研究者参与民族志的写作，使他们在民族志的创造中有一席之地。二是对人类学者所处的世界政治经济过程的反映，在于对民族志的传统小型地方性社区的描述与近代以来世界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矛盾关系作某种调和，这一特点的形成是受近年来政治经济学派对解释人类学的批评的启发。解释人类学把非西方社会看成是与外界隔绝的社区，在这种与世隔绝社区内所做的象征和意义的阐述虽然具有尊重异文化的价值的优点，但是忽视了16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和非洲的渗透所造成的非西方社会的文化变迁。三是把人类学当成文化评论的艺术，主张人类学是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que）的艺术。民族志作为一种文化批评，其精神在社会人类学中早已存在。在描写远方文化的过程中，人类学者同时是在从事一种对自己所处的文化的价值和准则的重新思考。人类学的文化批评的关键，在于变熟悉的事物为陌生的事物，变西方视为自然的价值观为怪异的价值观，即“转熟为生”（defamiliarization）。据马尔库斯和费彻，“转熟为生”的做法有两种，一是认识论的（epistemological）“转熟为生”；二是跨文化交叉法（crosscultural juxaposition）的“转熟为生”。
民族志并非一成不变，它得到过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的不同定义，总体形貌又有过数度改变。与过去一样，当下民族志有着它的时代特征，而关于这一特征为何，身处其中的学者有各自的解释；当下越来越多学者将这一特征形容为“本体论转向”。在19世纪后半期的实践和论述基础上，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家给民族志以体系化的方法学阐述，以“科学”为名，对研究实践加以规则上的界定；之后，民族志内涵得以丰富，研究得以深化，地理空间的覆盖面得以拓展。随着20世纪下半叶的来临，民族志出现了两度转变，一是所述“对象”在地理、历史上的上下文关系（contexts）引起了关注；二是批判知识论视野被引入，民族志先后由诠释学加以反思以及由后现代主义加以批判。先后发生两次的转变，使民族志的本体论求索退让于知识论的“考据”。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情况再次出现了变化，民族志走出知识论批判，回到了对知识形成的区域性关注，并以新姿态重新进入宇宙论与本体论的经验研究领域。此后，民族志研究空前重视存在的关系性与世界的意义，由此被概括为“本体论转向”。
以本体论、知识论、新本体论来表示民族志三个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并不是说各个阶段都只有一种民族志范式。本体论与知识论总是并存于每个阶段中，并且可能是难解难分的。以“本体论转向”为例来说，这种论述主张回到本体论，但事实上，“回到本体论”的主张，却又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论主张，只不过是这一主张与后现代主义主张不同，后者几乎认为知识论是一切，却又放弃不了“在世界中解释世界”的本体论追求。一个阶段被我们形容成“本体论的”或“知识论的”，原因只在于在那个特定的阶段中，“本体论”或“知识论”成为民族志两面中相对突出的一面。
当下民族志在后现代主义知识论的反复自我反思中解脱了出来，回到重视民族志“世界”本体的传统，并赋予这一传统以新的内涵。这一具有创新性的回归表明，被后现代主义者形容成“现代主义”的那套民族志认识方法，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质疑之后，声名和活力得到了部分恢复。这意味着，所谓“现代主义”早已蕴含着“后现代主义”的内涵，有穿越“我他”界限、自我批评及“召唤非现代性的宇宙论”的“自觉”。
后现代之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阵营”的研究者对民族志书写的区域传统的整理、对宇宙论的历史人类学的“考据”、对作为“关系的土著”的被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本体论的贯通，构成了民族志的新形态。以田野工作和书写为主业的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的“初级阶段”，而正是在对这一“初级阶段”的内涵之界定、反思、再界定中，人类学走出它的“殖民”阴影，渐渐趋近于一门人文科学。通过对经验、整体、相对的民族志观的再界定、再综合，及对区域知识、世界观及“土著哲学”的再辨析、再提升，创造着本体知识——兼合的“民族志理论”，接近着人文科学的那个“物”。
关键词：民族志 知识论 本体论 新本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