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活动的民族志工作

科学史显示，作为科学活动的观察、分析、提出假说、再观察、质疑前人假说、提出新假说、再观察……以此循环往复是一个无尽的过程。为此，可以说，在离开起点之后，批评在科学活动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批评缺位，将成见弥漫，谬论流传，鱼目混珠，良莠莫辨。欲推动科学知识不断增长，批评游戏不可或缺。(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被美国社会科学界称为人类学的“解读学转折点”，围绕这一转折发生了一系列辩论与批评。格尔兹的“浓描”，克氏的此文以及哈默斯里（Martyn Hammersley，2003：295—306）的“民族志中的修辞转折点——对文本主义的波普尔式回应”均属代表性文献。

关于修辞学的转折点，哈默斯里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怀疑论的结论具有自我摧毁的特征。”根据后现代者关于主观性的论点，其论证结构类似于撒谎者悖论的结构：他们的一切言说亦尽是撒谎（同上：299）。因为他们也是人，故他们的书写亦必然充满主观性。此外，哈氏明确提出：“我质疑这样的论点：承认民族志描写中具有修辞的性质就终止了再现真实存在的计划。在我看来，对真实存在的追求似乎永远高于美学的、伦理的和政治的标准。通过承认现实主义可能犯错误的特性，有充分的理由捍卫一种现实主义的、温和的立场，并且维持对民族志者知识权威的命令，哪怕是仅仅限制在其专业能力的范围内……在坚持对权威和责任的绝对命令的条件下，没有什么能禁止对现实主义的或实验的修辞法的使用……在我看来，修辞策略可能有着比后现代的评论者们主张的其他许多‘实验’技术有更大的价值。后现代评论者们在他们的叙述中常常给自己一个夸张的位置，同时却隐瞒了他们自己在组织构成文本的多声合唱中的作用。”（同上：305）

在归谬法之下，哈默斯里揭示了文本主义者的自我悖论。之后，他援引波普尔（K.Popper）和俳尔斯（C.S.Peirce）著名的实用现实主义试错法，在知识论层面提出了一些具有显而易见的建设性的论点。众所周知，这里涉及的是一种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继续推进科学研究的哲学基础，但是，哈默斯里的整个反驳都是在形式逻辑和科学哲学的范畴内进行，“主体”与“主观性”这对绝对主义观念于他而言同样是无可辩驳的公理，所以他以抽象的驳斥对抽象的批评，没有假以任何田野工作的实例以及用详细而具体的证据彻底拒斥怀疑论的这个根基。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克氏的论点仍然对每一个有长时段民族志工作经验的人类学家发出了一个潜在而严肃的邀请或挑战。这就是科学活动中严肃的批评所具有的建设性力量。

由此可以瞥见，“主观性问题”成了民族志领域里一个暗藏的谜题、一桩悬案。这就是2013年“主观性问题”再次回到学术讨论视野中的根本原因，也是笔者应邀解谜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