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本土化的中国道路

首先，民族志“本土化”的意义以及它的实现路径。比较早的时候，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台湾和香港，有李亦园、金耀基等先生已经提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后来国内很多年也一直在说本土化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把这些现象作一个概括。为什么需要谈本土化呢？因为本土化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确确实实需要的，因为我们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做学术，理论是西方的，问题也来自西方，并且在一个时期经费也来自西方，导师或最终的导师也在西方；而我们中国学者能做的就是提供材料，对象在我们这儿，材料在我们这儿，经费的一小部分花费在中国，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我们一直以学生的心态和身份来参与。这个呢，我们社会科学刚重新起步的社会可能感觉不到什么，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一些“人到中年”的学者觉得再继续这样做学问是不行的，既对不起自己的人生，也辜负了自己应该更好服务的社会，于是提出本土化口号与过去区隔，希冀开拓自己和共同体的学术新生命。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不是在短时期能够达到目标的。这就是本土化诉求的背景。

那么怎么去追求本土化呢？我们说研究的理论在国外，那我们把它变成理论在国内，但理论由谁来提出，国内谁提出的理论才能被学界和同行承认是理论，确实又是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知识格局有点像产业分工，谁提供图纸、谁提供厂房，在学术生产里面也有这样的格局继承。我不知道别的人怎么来概括、提倡本土化，究竟提倡的是什么，我个人能想到的是：学术乃全世界学人之公器。这是在一个抽象的、学理的和方法论的层次上说的，但是做学问的毕竟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共同体的同仁，他们必须在学术活动里提出自己的问题，体现本土的思想，例如，吸纳本土概念应该是一个指标。仅就社会科学的本土概念来说，可以列举胡先缙用的“面子”概念，乔健先生用的“关系”概念，还有其他学者使用的“孝”的概念。我在1995年前后还曾经想编一个华人学者把本土词语转化成学术概念所进行的关于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集子，结果努力几次都没能让它出版。在当时，本土化最核心的是本土的问题和本土的概念。比如说，在西方的社会里，“孝”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在中国社会文化里面是很重要的，还有福气、运、风水等。中文固有的词语里还是有很多词语是可以转化为学术概念的。

不说批评式检讨的话，我们讲一点学理。中国人做学问应该是本土的，但用布迪厄的“学术人”的词来说，我们的人当然是中国人，做学术又是西学人，这是一个历史的逻辑使然。本土的概念，是汉语词，比如“关系”，但做研究还可能是在一个西学的体系里。再说本土的问题，为什么说中国学界做研究的问题都来自国外呢？因为这些问题不像摘苹果，可以直接伸手从自家果园的树上摘下来。学术上的问题是以继承的方式产生出来的，人们是通过一个理论把社会问题筛选或表述成学术的问题。学术的问题是生产的而不是天然形成的，所以整个过程都不是本土化诉求本身能解决的。这就反过来说明，这些思路能够把本土化作为一种意识支撑起来，但它本身没有办法解决和实现本土化，这就还需要别的一些路径。(https://www.daowen.com)

然后我们再说国际化。国际化也是这几年国内学界谈论最多的话题，它最主要的问题是引用。中国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队伍，可是，这么庞大的队伍，它所生产的知识被引用的很少。国外有一部分人懂中文的，或者作中国哲学研究的当然会和中国学界有交流，会有引用的现象，但其他学科，比如，我们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引用的就很少。这种现象就使我们觉得我们受到冷落。我们付出这么多，但不被国际学术界所关注。我们老老实实做了这么多年学生，怎么做的东西就是不被人看得上？这个时候国际化就在进一步鞭策我们，搞一些体制来推动国际化的实现，最有名的就是在国内的评价体系里过分强调SSCI和H ＆ ACI的重要性。这两个引用索引把国外的学术期刊归为社会科学的、人文和艺术的两大类。中国一般大学的规定是如果有成果被纳入这两个数据库，即是说有文章在其中所列的期刊上面发表，就能够得到特殊的奖励。国内许多大学都按照教师发表论文的情况发奖金，通常把刊物分为不同的等级，按照级别评定奖金的多少。当然是SSCI和H ＆ ACI比CSSCI要高一等。这是在以记工分的方式来兑现报酬，反过来刺激你往这些刊物上发文章。这种刺激体系，把刊物分成西文和中文两大类和若干等级，实施学术的行政管理。本来学术是应该由同行来评价做得好不好，现在转化成这样一种数字，这样领导也能知道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要不然领导不知道该把三居室分给谁，把两居室分给谁，所以它是一种易操作的行政评价体系。这样，同行评价就变得很次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种做法已经成为制度性支持的，不论有什么优缺点，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多年提倡的本土化产生一种否定的作用。

这是一个做法，还有一个是翻译。比如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如果它同时被《中国社会科学》的英文版选入，那这个身价又会更高，因为他变成了英文，我们这个学术还是有文字崇拜的，那它的积分又会高一点。第三种是英文刊物，我听说国内多个机构在积极筹办英文的原创刊物。办我们自己的英文刊物，即使没有人订阅，哪怕是送给别人请人看到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被认为是一种值得的策略，因为这代表我们在追求国际化。不过，送出杂志，有点后怕的是别人接过我们的刊物，看了封面却并没有兴趣翻看里面的内容。

这些方法都是追求国际化的方法，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这样大手笔地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来运作的方法，有多大效果呢？它们究竟能不能将中国学术变成国际化的学术？如果不与一些根本的方式配套，这些方法的效果是无从乐观的，因为这种做法不过是在反复证明自己是边缘学术而已。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年本土化和国际化诉求的种种方法都是没有解决中国学术在国际上被承认的问题的。我今天在这里讲这些问题，自然是要落在我们提倡的海外民族志的追求上来。只有海外民族志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坚实基础，中国的学术才能在国际社会被广泛承认和尊重。如果（海外）民族志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常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这种学术路子也不可能真正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