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的全球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可以作这样的一个区分：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和在中国的社会科学。显然，这两者是很不一样的。中国社会科学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一个“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也就是关于中国、关心中国、关注中国社会、关心中国发展的社会科学。这种定位的性质是守着中国，也只关心中国，也只站在中国，只在中国作研究。还有一个是“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中国学术界除了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者到自己关注的社区作调查外，像政治学，包括国际关系这样的学科的研究者都应该是到所谈论的地方作过实地调查之后再来做学问。也就是说，民族志从人类学、民族学特有的方法发展为所有社会科学所通用的方法，只有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才会是“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同时又是“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即是一种有普遍主义关怀、有全球意识、有人类情怀的学术，它只不过是在中国、由中国的学术群体在做，只不过是在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体制支撑下，可能那时中国体制下的学者已经有泰国人、英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是不同国籍的人在中国做社会科学，就跟美国现在的情况一样。

从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科学的这种多重属性的比重是不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和“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的比重太失衡了。中国社会科学太多是一个“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了，太少意义上是“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了。我们相信，这个比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调整。不过，如果没有海外民族志的普遍化，这是不可能的，这种调整的机会、这个杠杆、这个动力的轮子还是在海外民族志的方法和规范上。(https://www.daowen.com)

概括地讲，海外民族志对于中国作为共同体的意义是：中国将从民族志对象转变为叙述世界的主体，从故事中的人变为讲故事的人。同时，这个讲述者也是故事中的人，我们在讲述别人，同样也有人讲述我们。这才是一个正常现象。中国从单向地被注视，发展出对世界的注视，再进阶到与世界“相视”，于是就会出现文化之间的“相视而笑”，这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憧憬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