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与概推问题：从超越个案的概括到个案中的概括

异文化比较是人类学的方法论基础之一，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2000：201）曾明确指出：

没有哪一部好的民族志是专注自身的。民族志或明或暗都是一项比较。通过比较，民族志的描述变成了客观的描述。而对未经调和的感觉之朴素的、实证主义的感悟，同样也不是独立的，恰恰相反，它成了一种普遍性的理解，直到它对任一社会的感知都加强了对所有其他社会的看法……人类学除民族志外什么也不是。倒过来说会更好些：民族志要么是人类学，要么什么也不是。

尽管人类学并不等于民族志，但有一个事实毋庸置疑，即民族志在描述之余还或隐或显地怀有文化比较的追求。纵观人类学学科史，这种追求经历了从时间到空间、从简单社会到复杂社会、从地方文化之整体到地方文化之特征的演变过程。(https://www.daowen.com)

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人类学而言，跨文化比较以及基于跨文化比较的概推既是核心方法，又是基本目的。虽然马氏一直强调通过长期参与观察来了解土著文化的内在特性，但同时他也从以下两个方面为比较和概推大开其道。其一，千差万别的文化和制度背后，存在着普遍性的生物基础；作为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不同方式，我们可以对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进行比较。其二，以特罗布里恩德岛的例子作为批判的工具，推翻诸多宏大理论，然后在实际上把它作为原始社会的原型，建构统一的科学文化理论，而追随马林诺夫斯基民族志路数的另外一些人类学家，在此问题上亦各有招数，比如，比较自己做过田野工作的各个社会，比较不同表现内容下隐藏的一般文化形式和结构，比较不同“类型”并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等 等（Adam Kuper，1988：279—291）。总之，马氏路数的民族志比较，总与基于地域的“典型性”相关，追求一种“科学”的“超越个案的概括”。

格尔兹对此颇有微辞。在他看来，“小宇宙”模式（microcosmic model）和“自然实验”模式（natural experiment model）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在小镇和乡村里获知的是小镇或乡村的生活”，而不可能从所谓“典型的”小镇或乡村中找到“民族社会、诸文明、各大宗教或任何总括和简化现象的精髓”；极少存在可控参数的“天然实验室”（natural laboratory，或译“社会实验室”）也无法产生物理实验的权威性，所有的著名民族志研究（不论其经验效度如何），都只是阐释甚至是误释（misinterpretations），无法令人确信不疑。事实上，“研究地点不等于研究对象。人类学家不研究乡村（部落、集镇、邻里……）；他们在乡村里作研究”。“理论建设的基本工作不是为抽象的规则编码，而是让深描变得可能，不是超越个案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格尔兹，1999：24—29）换句话说，我们有必要通过比较方法将微观阐释和宏观背景结合起来，但不能混淆研究地点和研究对象，不能混淆个案和个案的特征；“代表性”和概括的关键不在于个案本身，而在于那些具有一般性意义的个案特征。正因为如此，“个案中的概括”才是达成解释人类学之理论关怀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