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结
在后现代反思与批判的语境下，传统的科学民族志叙述方法的权威和纯度被重新审视、测量，在其科学与客观的声音与面目中发现意识形态和学术场域中权力话语角逐的印痕、杂质。在这种反思下，作为与马林诺夫斯基创立的功能主义科学民族志相抗衡的一种文化书写形式，实验民族志在20世纪的西方兴起。在如此图景中，传统的功能主义写法再也不是唯一可供选择的范式。有的民族志作者已失去沿着传统叙述风格继续“走下去”的信心。实验民族志为达成更高的民族志真实性在表述形式上进行着探索，其中自然会吸纳已经发育成熟的现实经验表述样式（如文学）的因子。
站在这样的角度，本文解读《忧郁的热带》和其他实验民族志文本。1955年出版的《忧郁的热带》是一部混合多种文体、声音和思考的大作，其中不断涌现出列维-斯特劳斯关于自身、对象、学术圈的自白。经过解读，可以发现它堪称实验民族志的先驱之作。实验民族志具有以往民族志不具备的特征，比如作者“我”在与研究对象、读者的平等“对话”中进行自我反思，叙述采用第一人称“我”，从而“我”也成为被书写的对象。对话与互动在科学民族志的研究中也是不可避免的。科学民族志研究也必然涉及民族志作者与对象在田野的遭遇。遭遇于田野，在民族志作者方面一般有两项工作要做，即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读。仅从表层意义上看，访谈即有对话，参与有则互动。即或无反思，民族志作者的“自我”也会因与对象交往而生发感想或者思想、情感上的波动与转化。如果把预先的反思意向暂且悬搁不论，科学民族志作者在田野中也会感受到与实验民族志作者一样的互动实在。然而，科学民族志作者没有主动把这种正在不断生成的、切己的互动实在记录下来、建构成文本的意识，因而，互动虽在其身上发生，却没有在文本中“发生”。科学民族志作者将这种互动实在“切割”下来，以保持其研究不受“自我”干扰和文本的科学、客观、价值无涉面目。这样，存贮互动实在、建构互动性文本的任务最终落在实验民族志作者身上。
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Aunger，1995）认为，可以把科学民族志看作“科学”的人类学，而把实验民族志看作“艺术”的人类学。科学民族志的文化书写在小说与民族志间人为划定了严格的界限，重视概括性事实，而回避故事讲述和这种故事中单个人物、更不用说中心人物的深度塑造。然而，实验民族志这种书写范式的出现为“借用小说叙事和人物塑造的手段来集中地、戏剧性地展示对象的人文事实、心理事实及其内在意义的可能性”这一讨论埋下了伏笔。实验民族志提出的问题是：“人类学的描述（民族志）到底是有关真理的探讨，还是一种文学和故事的讲述？”在与科学民族志研究、书写趋向迥异的实验民族志语境下，本文通过对比小说与民族志的真实性以及“故事”与“事实”在民族志研究中的位置，讨论民族志书写对小说叙事借鉴的可能性。
本文主要内容原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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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于澍原）
【注释】
[1]参见该书“封底书评”。
[2]“民族志”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志包括一切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记述，狭 义的民族志专指始于20世纪初的作为现代学科之一种的人类学民族志。此处我们采用的是广义民族念。
[3]参见该书总序。
[4]参见该书中文版自序。
[5]从民族志的角度看，该书有很强的反思和实验意识，尤其是它的附录“成书过程”。相关评述参见李霞：《从民族志的角度读〈街角社会〉》，《中华读书报》，2009年4月8日。
[6]参见该书“英文版前言”。
[7]参见该书“英文版导言”。
[8]参见该书“1988年著者序”。
[9]参见该书“1999年新版序”。
[10]参见该书“1988年著者序”。
[11]参见该书“二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