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与社会科学方法论①
阮云星
① 作者简介：
阮云星（1957—），男，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教授。
摘 要：本文讨论民族志方法的有关问题，以此参与目前中国语境下社会科学方法论反思的讨论。方法论（methodology；methods）也称方法学，它以方法（manner；craft）为研究对象，是对方法的研究。笔者以为，方法论研究大致可分成两个层面，其一是研究各学科具体方法的，其二是研究有关方法的后设理论（metatheory）、认识论依据的；后者和哲学的认识论（epistemology；theory of knowledge）部分相交叠。本文的方法论考察，分别涉及这两个层面，具体地说，它通过对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及其后设理论的初步检讨，进而思考有关一般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
本文由以下三节构成：第一节主要讨论现代民族志及其认识论背景；第二节则着重介绍后现代民族志探索及有关后设理论；第三节是结语，归结上述讨论并简论其方法论表达，在此基础上就中国语境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反思问题谈点看法。
在文中我们看到从专业人员撰写的现代民族志确立以来，欧美人类学的文化撰写大致以20世纪60年代前后为界，呈现出现代民族志实践、后现代民族志探索，这样两个时期；我们以民族志撰写的“怎样写”为考察中心，分别把两个时期的三种撰写模式称之为：（1）现代人类学文化撰写的“整体描写”模式（科学／现代民族志）；（2）后现代人类学文化撰写的“深描”模式（阐释人类学民族志）；（3）该时期的“对话”与“多声道”模式（反思人类学实验民族志）。(https://www.daowen.com)
讨论中，我们注意到，其实“怎样写”与“写什么”“为什么写”是内在关联的，而蕴含这些要素在内的文化撰写（“文本”“话语”“写文化”）又是该时期知识论的组成部分和表述形态，换言之，时代的社会研究与文化撰写是与其后设理论，以至哲学认识论的性状和影响分不开的。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只做了点描式的讨论，但我们还是能大致有个把握：现代民族志撰写是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高歌猛进、坚信能够成为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知识生产风潮中型构的，其哲学认识论背景是“主客两分”“单向理解”追求客观真理的“笛卡儿典范”；而后现代民族志探索诱发于质疑人文学科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时期的人类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表述危机，其反思和探索的一个重要的后设理论是伽达默尔“对话本体论”“双重诠释”的哲学诠释学方法。
通过这样两个层面言及具体案例的粗略检讨，从民族志撰写模式变迁的视角观之，我们大致能够透视出欧美人文学科研究方法论的演变和现状的一些基本状况和特征。
今天，我们在中国语境下开展学科及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反思的讨论意义重大，而民族志的检讨在这场讨论中或许能够提供新动力和多方面的启迪。
第一，民族志学科特点的特殊性，即跨人文、社科两领域，又长于兼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特性，使其反思成果具有多用性。比如，民族志具有文学性格，这标示着它兼具传统人文学科与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双重特质的特性，这意味着，对它的方法论探讨的成果，或许有益于人们在讨论中，思考诸如如何认识研究人类文化的学问，或曰文化学学科（与自然科学学科相对应），如何认识和把握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以及相互关联等等问题。
第二，新近西方公共人类学热潮的出现及其中的某种“回归”提供重要信息。仅就后者而言，重回田野、重温经典，这不仅提示了如下的自觉：对于民族志而言提供关于对象／议题的总体信息（描述的与阐释的）、服务（文化理解和文化批评）于社会和人类（特定的公众及人类的公共关怀）是它的职业和使命；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反思而言，也许更重要的在于标示了反思与解构的真谛：它并不是要毁灭此前民族志实践的所有成果（包括有关后设理论），而是要检视诸如普遍科学真理之类的虚妄和误导而加以改进；这对于正处于在必要的现代性解构、后现代性审视的同时，肩负着艰巨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双重建构的我国社会科学界来说，尤其显得重要。
第三，《写文化》中文版的出版和本土民族志文化撰写实践及方法论研究的开展，将成为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的重要推手。早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类学界就有过文本撰写技法的创新尝试和重要成果；80年代人类学重建以来，有关学者也已在文化撰写及民族志方法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最近，《写文化》中文版的问世及该书编者之一的马尔库斯教授的来华讲学，必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人类学文化撰写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以至裨益于社会转型及全球化背景下的、面临研究方法论危机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反思及其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民族志 社会科学方法论 写文化 后设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