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万花筒”：物志、科学志与文化志的斑斓①
彭兆荣
① 作者简介：
彭兆荣（1956—），男，江西省泰和市人，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摘 要：民族志多彩多姿，犹如一具透视人类社会的“万花筒”，折射出物志、科学志与文化志的五彩斑斓。
一是有关人类社会“物”的民族志。人类学对物的研究，或曰物的民族志，始于进化论，所以人类学视野中的“物”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无论是认知的、逻辑的、学理的、知识的，还是分析的，都脱不了关系。人类学的学科依据就是进化论。虽然达尔文进化论的“物种”（species）与物的民族志研究中对“物”整个知识谱系已经出现了重大的拓展，人类学视野中的“物”早已在多方面延伸出了完全不同意义的话题和意义，民族志研究也已经超越了“物种”的范畴，但“进化”的基本意义一直挥之不去，哪怕是所指不同的“物态”也都在原则上遵循“进化—演变”的原则，而“变化”“变迁”“适应”“选择”“变异”等也都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面向。因此，人类学对物的研究首先要回归达尔文的进化论。(https://www.daowen.com)
“物”的表现形态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人们通常习惯性地把物质当作纯粹的外在存在形体，而没有注意到认识和解释物质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物首先涉及“制造”，或物的来源问题。任何形式和形态的物，其实都参与了人类对物的创造，甚至包括自然的存在物，比如，自然遗产，虽然人类并未参与创造，却由人类主观认定和审美。“造物主”是一个特殊的语汇，指万物的创造者，思想与智慧的源头，他用智慧创造了万物，包括人类。这种宗教教义性的“造物”与人类的推源神话有关。至于工具的制作和观念的制造则更为普遍，人们甚至通过对物质的实践建立一整套共同的实践与意义准则。事实上，对物的观察和使用已经包含了对物质的创造、制造、认识和实践行为。
我国的传统和历史赋予“物”以独特的性质。纵然是当今人们所说的“文物”，除了时间的“物理性”依附外，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系统也都附加上了对物的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分类原则。我国古代的礼器有“礼藏于器”之说。在最早的训诂典经《尔雅》中，“释宫”“释器”“释乐”多与传统“礼仪”密不可分，比如，“鼎”等礼器就成了国家和帝王最重要的祭祀仪式中的权力象征。即使是同一种时间，不同的朝代也有不同的说明，并凭附不同的历史价值。
二是有关人类社会“科学真实”的民族志。“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这一问题被引入到更为复杂的讨论层面。本文以各种不同的“真实性”的表现样态为“经”，以民族志研究历史为“纬”，选择三个不同时段的民族志样本进行分析：传统民族志在“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原则之下对“真实性”的理解；现代历史人类学通过“文化结构”对“真实性”叙事的建构；在当代“全球化”社会里，旅游民族志认识和反映“真实性”所面临的情形与困境。笔者试图回应学术界提出的三个问题：其一，民族志反映历史“真实性”的可能性；其二，不同时期的民族志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特点；其三，民族志再现不同社会语境中“真实性”样态的差异。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对“真实性”的研究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一个热点。作为对所谓“表述危机”的反思和回应，民族志表述范式的转换，对其他学科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从传统民族志对客观对象的忠实描述，转换为对客观对象的“解释”，而“民族志就是深描。”如果说传统民族志侧重于对“客观事实”（fact）的关注，历史民族志强调对文化结构“真实性”（reality）的解释，实验民族志强化“解释性”的“真实”（truth）认知的话，那么，人类学家通过田野作业对现实社会的体认，以及民族志“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便演变为人类学家理解和反映文化的一种实践，从而使民族志研究成为一种“部分真实”的话语形式。而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中，“真实性”（authenticity）出现了新的样态，引起民族志研究的关注。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民族志历史上几个重要“样本”的相关性和差异性等进行梳理。
三是有关人类社会“文化”的民族志。对人类学的“科学”的认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言而喻的争议性，无论是就科学的性质抑或是叙事范式而言都是如此。对民族志叙事和“写文化”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某一种表述方式，甚至超越了某一个学科的樊篱和学科所遵循的原则范畴，而成为对叙事范式的认知与厘清。民族志作为民族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完整地表现了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记录、描述、分析和解释。但是，民族志无论作为一种学科的原则，还是调查的方法，抑或是人类学家书写的“作品”，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人类学家都有着不同的主张，这也构成了人类学重要的历史内容。最近几十年，民族志的“文学性”（比如文学的隐喻法、形象表达、叙事等）影响了民族志的记录方式——从最初的观察，再到民族志“作品”的完成，到阅读活动中“获得意义”的方式。因此，“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便成为民族志无法回避和省略的反思性问题。“实验民族志”的目的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达到文化的自我反省和增强文化的丰富性；说到底，民族志范式的变革与当代的知识革命密不可分。“文学的文本”，尤其是民族志的“文学性”，已经远远超出好的写作或独特风格的范围。当文字性的表述方式成为一种权力的时候，对文学表述形式的理解和解释必定是“过度性”的。就像一个人一旦处于“位高权重”，对他的溢美之词必定“过誉”。事实上，位置的权力构造远比位居其上的人更重要。同样，某一种表述方式的权力化与历史语境的“话语”有关。在很大程度上，“写文化”是国家权力在叙事方式上的一种延伸，所以，我们今天对民族志“写文化”的讨论表面上针对的是一种叙事方式，本质上却在反思建构这一叙事背景的政治语境和权力构造。
总之，伴随着社会化再生产和技术主义的作用，民族志已经从传统的对“孤岛社会”的观察和了解进入到了复合性、互动性、多边界社会；技术主义又加剧和强化了对文化的“装饰”作用，致使民族志首先必须对对象的“真实性”进行甄别和确认。
关键词：民族志 物志 科学志 文化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