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中的科学志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对“真实性”的研究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一个热点。作为对所谓“表述危机”的反思和回应，民族志表述范式的转换，对其他学科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从传统民族志对客观对象的忠实描述，转换为对客观对象的“解释”，诚如格尔兹（C.Geertz，1973：7）所说，在“浅描”与“深描”之间，“存在着一个民族志研究的客体”问题——就像“眨眼”的行为（浅层）与“眨眼”的意义（深层）之间的关系，而“民族志就是深描”（同上：9—10）。如果说传统民族志侧重于对“客观事实”（fact）的关注，历史民族志强调对文化结构“真实性”（reality）的解释，实验民族志强化“解释性”的“真实”（truth）认知的话，那么，人类学家通过田野作业对现实社会的体认，以及民族志“写文化”（writing culture）便演变为人类学家理解和反映文化的一种实践，从而使民族志研究成为一种“部分真实”的话语形式（J.Clifford，G.E.Marcus，1986：1）。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中，“真实性”（authenticity）出现了新的样态，引起民族志研究的关注。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民族志历史上几个重要“样本”的相关性和差异性等进行梳理。(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