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研究结果的民族志
西方不再能以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学知识的唯一载体出现，这早已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共识。克氏重申了这一理念，同时，他用来度量和责难他人的工具却仍旧是“主观性”一类西人衡量知识的标准。这依然是典型的以西方为唯一知识载体的体现。况且，我们对常识的简单回顾和分析表明，作为绝对化的信仰，西方的“主体”与“主观性”这对概念经不起推敲。
20世纪中叶以降，对符号学和语义学的借鉴把人类学带入一个解读文化的时代，人们围绕着符号这根主轴，倾全力解读每一符号的意义。不幸的是，那是一个步入迷途的时代（蔡华，2012）。克氏涉足人类学之时，正是以格尔兹为代表的文化解读思潮在美国盛行之际。虽然他感到格尔兹的文化解读方法使文化解读严重失衡，但未意识到整个文化解读本身即已误入歧途。他在这种思潮误导下跟进，因此，其文章的讨论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即民族志者的经验与解读文化的关系）展开。然而，当时人类学家尚未弄清何为“文化”，任何人都难以解读一个人所不知为何物的东西。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民族志者完全可以以土著的生活方式生活，记下土著的经历。他的使命不是解读自己的经验，而是追寻土著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解释。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并非一个不可捉摸的、土著中任何人都不能准确解读的东西。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体现为其祖先对自己生存其中的宇宙和人类群体认知结果的信仰体系，其生活方式由这个信仰体系形塑了的行为方式所构成。对于一种传统民族文化，常规的民族志工作力图再现这个民族数千年绵延的信仰体系及其后果——生活方式。
正像克氏指名道姓地批评那些作者时所作的陈述一样，由于他以为民族志只能是一些关于田野工作者的经验的表述，所以他接受了欠严谨地将民族志等同于游记和文学文本的想法。探究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面临的若干问题的确需要多学科的知识。然而，任何具有多学科合作或跨学科研究经验的学者都知道，隔行如隔山，至今跨学科合作收效甚微，殊为不易。意欲涉足其他学科，对这些学科的专业知识怀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敬畏为上策。在一种学科（或者个人常规生活）中看似常识的地方，在另一个学科里可能布满陷阱，往往并非凭借一个学科的常识就可以对另一个学科的研究活动做出中肯判断。
不幸的是，20世纪下半叶在社会科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解读文化的思潮和文本学认定的话语的个体性，以及把握事件复杂背景之困难误导了作者。更致命的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从笛卡尔到萨特，“主体”观念和“主观性”观念被视为公理。尽管自然科学界早已对此不屑一顾，但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却始终是人们探索作为哲学分支的知识论的基石之一。结果，西方长期在绝对主义的一统天下作茧自缚。此外，有必要指出，人们通常会认为，任何个体对自己文化的认识都是有限和不精确的，因此缺乏全面性和确定性。这种常识与主体／主观性公理极其吻合，这使得异文化和社会不可知论或者怀疑论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为此，主体／主观性公理成了作者无意识戴在头上的精神枷锁。结果，作者呕心沥血的精致且修辞华美的这篇文章倒成了“主观性”的殉道者，因此也是受害者。
初识“后现代”著述时，人言“矫枉过正”，我曰“无病呻吟”。细考方知，作为两千年前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变种，以主观性为武器的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呈现为一种“自卑主义”，因此是一种“不育主义”：她狂飙式地摧毁（解构），却命中注定无缘于生育（建设）。
科学活动公开、透明、公平，拥有严格而统一的知识论准则，是世间最具民主精神的典范。关于一部民族志是否提供了无可置疑的真相的问题，不言而喻，与任何科学研究结果一样，号称科学研究结果的民族志生而准备接受任何遵循知识论规则的商榷、补充和修正。但是，任何商榷、补充和修正都不是无规则的游戏，它必须以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人类学家田野工作所获的资料为依据，或者由其他训练有素的民族志者到“实地”去验证。仅仅从主体／主观性公理出发，依据演绎推理获得的结果操作将一事无成。以史为鉴，人类学家早已深知，蛰伏在书斋里纸上谈兵毫无意义。正如面对一个重要的物理学发现，人们不是从主体／主观性公理出发便可以获得质疑这个发现的权力，而是异地易人严格重复这个发现所必需的实验。所幸的是，自“主体”和“主观性”观念被西人创造出以来，它们从未锁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前进的脚步。
最后，毋庸置疑，笔者赞赏克利福德针对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某些民族志呈现出的问题的批评。[3]考虑到对于提醒人们在鉴赏那些历史上曾经的名著的同时，也不忘吸取前车之鉴，这些批评具有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此外，我们的科学信念是，由于每一位学者所撰之文（例如，不论是克氏批评的四位学者的论著还是克氏自己的著述，无论其论点最终被证明还是被证伪）皆出自严肃的努力，其目的均旨在试图推进社会科学。克氏提出的问题是科学民族志方法论建立过程中无法绕过的问题，因此人类学必须作答。近三十年来，围绕克氏提出的论点被时断时续地讨论就可以视为一个克服每位参与的学者论证中可能存在的主观性的过程。是为克氏这篇论文无可置疑的功绩。
为被克氏批评的作者充当律师不是也不可能是本文的目的。本文意欲证明的也不是民族志者的文化背景和主观性不可能干扰他对异文化的认识，而是试图证明，通过依据当代人类学方法论严格训练和深入持久的田野工作，这些因素的干扰能够被排除。作为中国汉人民族志者，根据在非西方文化背景下从事科学活动的经验和分析，笔者试图阐明，制作双重谎言不是研究异文化民族志的宿命，客观地观察异族的文化事实和社会事实，并且忠实地再现之乃一项可为的事业。人类学研究对象是可以被认识的，整个社会科学活动并非徒劳。民族志可以成为科学，并且今天已经成为科学（蔡华，2009：121—130），而且它是支撑整个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事实上，只有系统地再现了一种文化和社会每个领域的细节，分析细腻而深刻，并且结论中肯，而且其中每一项内容都经得起实地检验的民族志，才当之无愧地具有权威性。
本文主要论点及相关内容在2013年3月30日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21世纪社会科学前沿理论与方法”国际研讨会上作过主题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原载于《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
参考文献
蔡华.2009.人思之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https://www.daowen.com)
——.2011.人类学怎样理解“父亲”［J］.世界民族（1）.
——.2012.信仰主义之前的几种竞争性理论［J］.学术研究（7）.
Cai，Hua.1997.Une sociétésans père ni mari Les Na de Chine.Paris：PUF.
Clifford，James.2003.“De l'autoritéde l'ethnographie——Récit anthropologique comme texte littéraire”.in Daniel Céfaï（eds.）.L'enquête de terrain.Paris：Editions de la Découverte／Mauss.
Geertz，Clifford.2000.“Thick Description”.in Clifford Geertz（eds.）.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
Hammersley，Martyn.2003.“Le tournant rhétorique en ethnographie——Une réponse poppérienne au textualisme”.in Daniel Céfaï（eds.）.L'enquête de terrain.Paris：Editions de la Découverte／Mauss.
Naepels，Michel.2012.“Introduction”.L'HOMME，Juillet／Décembre.No.203—204.
（责任编校：于澍原）
【注释】
[1]该文英文版参见James Clifford，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Representations，No.2，Spring 1983。纵观克利福德的同类著述，这篇文章不仅开启了20世纪文本学的批评浪潮，而且较为完整地代表了他的基本立场，为本文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对话对象。
[2]其中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1988年10月至1989年底和1992年为期半年的田野工作。
[3]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他根源，笔者将另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