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J.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①
蔡 华
① 作者简介：
蔡华（1954—），男，云南昆明人，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在人类学学科发展历程中，曾经尝试过进化论、传播论、功能论、结构功能论、结构主义和解读人类学等多条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人类学经历了不仅仅一次的危机。人们称之为结构人类学思潮（尽管从来没有任何学者明确地定义过什么是结构主义）和解读人类学的危机与此前的危机有一个突出的不同：不仅人类学内部的杰出学者纷纷发出叩问，彻底质疑之前曾被认为是最牢靠的理论，总结本学科面临的若干难题，寻求新的方法论，如尼德姆（Rodney Needham）和施耐德（David Schneider）深刻而严谨的反思；而且，昔日受益于结构人类学的文本学者在这场对既存理论的审查中也反戈一击，对民族志可靠性从不同视角发起了批评。克利福德（注：J.Clifford以下译文简称克氏）《论民族志的权威性——作为文学文本的人类学游记》，从西方文化的“主体／主观性”出发，通过演绎推理，对“民族志者是否能够认识异文化”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作为汉文化（非西方文化）背景的民族志学者，作者依据亲历的田野案例，从实践和知识论两个维度与克利福德的有关见解展开对话，以期推进当代科学民族志方法论的建设。
克氏认为，民族志文本、参与观察、访谈、话语权、事件等与主观性都脱离不了干系，甚至民族志实际是由土著的主观陈述和民族志者的主观建构混杂而成的双重谎言。每一个人所理解的世界都只是一个被自己个体化了的世界。面对一种文化和社会，任何人的理解都是个体化的，即主观的，不论他是创造这种文化和社会的民族的成员还是作为民族志者的异邦人。作为主体，任何个体的认知产物都充满主观性，客观的认知结果永无可能。最终他认定，在书写和再现他性的主题上，有一场政治性的知识论的辩论需要完成。同样在民族志的写作伦理上也存在问题，间接引语的风格避免了直接引语和明晰的翻译，它删除了土著的专门的解读，并且创造了单声的文本来表达“文化知识”。
如果他陈述逻辑的大前提成立，那么我们首先面临的的确是一个知识论问题，即人的认知能力是否可以达成对作为异民族的人的文化和社会的认识，而不是怎样写的问题。根据他的信条，鉴于人类自身的生物性缺陷（主观性）以及无法绕过的语言学障碍，人无从认知他性的真实面目。于是，在克氏认定的那个世界里，欲谋求根本的出路，首先必须改善或修理的是人本身的生物性质量，而非写法。照克氏的批判看来，人类学家（更准确地说是所有社会科学家）还面临三种天然的、原始的、对任何个体而言都是与生俱来的绝症：任何话语中不存在中立的词汇和形式，不存在中性的政治立场，个体无不处于主观性的绝对统治之下。如果这一见解成立，那么必然意味着这样的事实：即便民族志者撰写一部完全由直接引语拼成的民族志，那也将是一幅扭曲的文化和社会图画，更何况民族志不是用土著的文字写就的（众所周知，人类学家研究的许多民族有语言无文字）。被克氏宣布破产的不仅是民族志、人类学，而是整个社会科学。(https://www.daowen.com)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克氏的论点仍然给每一个有长时段民族志工作经验的人类学家发出了一个潜在而严肃的邀请或挑战。这就是科学活动中严肃的批评具有的建设性力量。
对于职业的人类学家来说，研究异民族的田野工作一般以年为单位，参与土著的日常生活（包括以年为周期发生的各种仪式），观察和学习其生活方式（包括逐步使用他们的语言）。在熟悉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民族志者将学习支撑土著生活方式的信仰体系。民族志者在整个田野工作过程中所做的就是：观察、思索、发问、倾听、记录，周而复始。通过概述、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报告土著对自己社会事实的介绍和解释，分析所获材料、通过新发现的社会事实和文化事实检验现存理论，或证实，或修正，甚至证伪本学科既有的基本概念和普遍理论（这在社会科学活动中极其罕见，甚至可说百年一遇）。
职业的人类学家都知道，描写异文化的过程充满特殊的困难，每一个自然段都是在挣扎中写就。异文化现象在作者的母语中没有现成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这是民族志书写格外艰难的根源。但是，客观的观察和忠实的描写异文化是一个可能完成的使命。人类学早已在使用描写的方法，文本学家应当深谙语言的描写功能。因此，民族志者或者人类学家在书写异文化时，所从事的不是翻译，而是描写。此外，任何民族的一项现行制度及其实践不是任何主体可以主观地信手把玩、任意捏塑的泥人。无论是对于土著还是对于民族志者，民族志文本都不必定是虚构的、陌生的、无法控制的双重谎言。民族志者并不梦想栖息于土著的思想中，他们的目标应当锁定于学习一个民族的信仰、制度和行为。民族志者从未杜撰，也无须创造他们研究民族的集体作者。
为被克氏批评的作者充当律师不是也不可能是本文的目的。本文意欲证明的也不是民族志者的文化背景和主观性不可能干扰他对异文化的认识，而是试图证明，通过依据当代人类学方法论严格训练和深入持久的田野工作，这些因素的干扰能够被排除。作为中国汉人民族志者，根据在非西方文化背景下从事科学活动的经验和分析，笔者试图阐明，制作双重谎言不是研究异文化民族志的宿命，客观地观察异族的文化事实和社会事实，并且忠实地再现之，乃一项可为的事业。人类学研究对象是可以被认识的，整个社会科学活动并非徒劳。民族志可以成为科学，并且今天已经成为科学，而且它是支撑整个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事实上，只有系统地再现了一种文化和社会每个领域的细节，分析细腻而深刻，并且结论中肯，而且其中每一项内容都经得起实地检验的民族志，才当之无愧地具有权威性。
关键词：科学民族志 社会科学 异文化 社会事实
19世纪中叶，人类学降生于对美洲、非洲、大洋洲所谓原始社会的观察中，随后，在其他学科方法论启示下开始进入发育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新获得的田野资料和对这些事实的分析表明，运用之前的方法论提出的基本概念和普遍理论令人失望，不具有作为理论应有的解释力。20世纪70年代初，人类学遭遇的严重挫折表面上是一种理论化努力，实际上其危机的根源来自人类学当时采用的方法论。这已经不是人类学方法论所经历的第一次危机。
在人类学学科发展历程中，曾经尝试过进化论、传播论、功能论、结构功能论、结构主义和解读人类学等多条道路。2000年以来，笔者作为普遍理论假说提出的信仰主义，也依然是在探索中继续前行。人们称之为结构人类学思潮（尽管从来没有任何学者明确地定义过什么是结构主义）和解读人类学的危机与此前的危机有一个突出的不同：不仅人类学内部的杰出学者纷纷发出叩问，彻底质疑之前曾被认为是最牢靠的理论，总结本学科面临的若干难题，寻求新的方法论，如尼德姆（Rodney Needham）和施耐德（David Schneider）深刻而严谨的反思；而且，昔日受益于结构人类学的文本学者在这场对既存理论的审查中也反戈一击，对民族志可靠性从不同视角发起了批评。在此之前，其他学科的学者亦曾零星涉足人类学，商榷一些具体问题，如尼德姆与哲学家盖内尔（Ernest Gellner）关于亲属关系问题的辩论。但是，这次不同，被直接诘难的是人类学的根基——民族志的权威性。
几十年过去了，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场风波早已平息。然而，2013年1月，法国《人类》杂志第203—204期的组织者重提“主观性”（subjectivité）和“人际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é）一类旧事，好像文本学风波是一则“学术新闻”似的（Michel Naepels，2012）。众所周知，民族志工作从未因为这种批判的声音而中断，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遗留的难题使这些论点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