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民族志”的探索及其后设理论

让我们再返回到人类学领域。历史表明，“现代民族志”及其科学性权威不久就受到了严峻挑战，这种挑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有关，时代及学科提出的问题以致使整个人类学学科都面临危机。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2000：30）从当时人类学教授的困境这一侧面，为我们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人类学危机作了如下生动的描绘：

我们当教师的处境可以比作这样一个情景：一个矢志当牧师的，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寒窗苦读，正准备步出书房施展身手、向公众传教布道时却发现每一个人都已经变成了无神论者。

这场危机的内外诱因是复杂的，当时对所谓人类学的“政治学”因素——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关联，或曰跨文化描写中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问题——的反思批判无疑是其中的一个要因。(https://www.daowen.com)

1967年出版，曾引发了一场人类学家职业伦理争议的马林诺夫斯基田野日记对这种“殖民性”也有真切的记录：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吸引我作民族志研究……总的说来，我不喜欢这个村子。这里一切都很混乱……人们在笑的时候、盯着东西看的时候以及撒谎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粗暴和顽固使我感到有点灰心丧气……到村子里去，希望照几张巴拉（bara）舞蹈的照片；我给他们半截烟草，他们让我看几个舞蹈，然后，我给他们照相——但效果很不好……他们不愿意做出跳舞的姿势等着我给他们照相；有时候我对他们非常生气，特别是当我给了他们烟草，他们却走掉了的时候。

这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在此前的现代民族志实践过程中，人类学家较少反省自身在研究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由于受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人类学家“眼睛向外”，着力从被研究者那里发掘“客观现实”（同上：28）。这时从对人类学的“政治学”因素等的反思中，人类学家不但认识到殖民主义时代自己作为研究者的“政治”身份和权力地位，也认识到与其相关联的被声称为“客观地”对异文化所进行的描述其实是带有时代和自身的视角和倾向性的，看清了人类学研究中科学主义“客观中立”主张的虚假性。

在这种反思中，对象转换、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探索在持续进行，欧美学术界间、人类学与世界知识文化界之间知识和观念的交流影响相互激荡^[6]，而此后随着全球化、“冷战”结束引发的社会巨变及时代课题又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反思和探索。“现代民族志”（功能主义人类学）之后的西方人类学界出现了结构主义人类学、认知人类学、象征／符号人类学、阐释人类学、反思人类学等流派；从文化撰写视角看大致可归结为阐释人类学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两大模式^[7]。考虑到“后现代”（postmodernity／postmodernism）的时代（20世纪下半期以后）表征性，以及上述大多数流派·模式的形成都与反思“现代民族志”有关，本文（节）把这个时代的人类学用加引号的“后现代民族志”来加以统称；并拟通过从文化撰写视角对阐释人类学民族志和反思人类学（实验）民族志两种撰写模式的简介，来讨论它们与“现代民族志”的关系以及“后现代民族志”的后设理论和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