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的反思时代
民族志发展的第三个时代是从反思以“科学”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过程开始萌发的。知识创新的批判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方法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催生了人类学的反思意识（Scholte，1969）。对于自己的学术活动作为一种具有政治经济的动因和后果的社会实践的反思和批判，人类学家是从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密切却被忽视的联系开始的（Gough，1968：403—407；Asad，1973）。民族志研究被置于反思性的审视维度之中，在1977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民族志此前一直是通过田野作业单方面地记叙作为研究对象的群体的故事，拉比诺（Paul Rabinow）的这本薄薄的大作以十足的创意把田野作业过程本身作为记叙的对象。民族志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记叙异民族的奇特或神秘的现象的，同时，作为保证民族志的科学性的田野作业的过程对于圈外人来说也是秘而不宣的。拉比诺用民族志把这个秘制科学性的神秘过程展现出来，让读者看到，他在调查中并非客观的观察者，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行动，甚至像当地的混混儿一样接受性招待；而那些被研究的人也是复杂的人，并非只是被观察者，他们也在主动利用他。
布迪厄（Bourdieu）在《跋》中直接把拉比诺的创意概括为“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他说，拉比诺把解释者的使命转变为针对他自己，针对他的解释。他以一组“决裂”来提升拉比诺的著作对于人类学的划时代意义：“这种以一种明显的自恋面向自我的转折，本身是一种与文学灵感迸发的那种自我满足的决裂，不仅如此，远不止导致什么私下的坦白，代之的却是对求知主体的一种客观化。但是，它标志着另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决裂，即与实证主义对科学工作的观念决裂，与对‘天真的’观察的自满态度决裂，与对尼采所谓的‘纯洁受孕的教条’的毫无杂念的自信决裂，与不考虑科学家，而把求知主体降低到登记工具的科学所依赖的奠基思想决裂……”（Paul Rabinow，1977：163）拉比诺把求知主体作为对象，承认知识是涉及主体的一种建构，凝视（gaze）、观察（observation）等看的方式不是天真纯洁的，结论的得出是复杂的人为产物，并不是像圣母玛利亚童贞受孕那样的无中生有。
通过民族志方法以反思人类学学术活动的主体（自我）及其背后所依赖的价值、假设，在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之后蔚然成风，相继出版的杜蒙的《头人与我》（Dumont，1978）、克拉潘扎诺的《图哈密》（Crapanzano，1980）、杜外尔的《摩洛哥对话》（Dwyer，1982）都在尝试怎样在民族志中把调查对象写成主体、行动者。
这些呼应渐成声势，后来，他们在1984年采取集体行动聚会研讨，把目标定为：勾勒、彰显、辨析此前一个世纪产出民族志文本的实践，并检讨近期民族志撰写的各种创新。1984年的研讨会文章和会上的讨论主要聚焦于跨文化描述的特殊修辞，作者权威与叙述形式的结合方式，口头话语（包括田野作业的话语）被记录成为代表性的叙述的方式，被描述对象被分类与组合的方式，权力与知识所处的变化中的历史语境，学科的制约条件，民族志与相互牵涉的一些文体（诸如旅游读物、小说、历史记叙）的边界的变动，社会科学、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风格（George Marcus and James Clifford，1985：267）。他们尝试去做的，既是对文化人类学的过去进行再解释，也要开启未来的可能性。原来，民族志通常是被看作很单纯（纯科学、客观）的，他们对一些代表作的复杂内容和方法的解析曾经一度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定了民族志，但是，后来的发展却显示，他们的努力让后来的学者进行新的探索具有了自觉性和正当性。
这次研讨会也留下了一些缺陷和遗憾。正如会议的组织者自我检讨时所说的，此次研讨会没有一篇是从女性主义立场写作的，也没有一篇是从非欧洲的视角看问题的（同上：68）。这两个话题后来都是人类学的热点问题，女性主义和非欧白人男子中心的民族志给更多的人在世界学术界提供了进入并立足的机会。
同仁研讨会是磨炼思想的熔炉，参会的一些文章经过了较大的改进，如拉比诺的会议论文是《强而有力的作者：图书馆的幻象》（Powerful Authors：Fantasia of the Library），收入《写文化》就改为《表征就是社会事实：人类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Rep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s：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Anthropology），变得更精致了。但是，后来的文集也有一个美中不足。参会的十个人都提供了文章，但是文集只收录了其中九个人的会议论文的修改本。
文集中缺漏的是南非开普敦大学人类学系的松顿（Robert J.Thornton）的文章，它在拖延了很久之后以“民族志整体观的修辞法”（Thornton，1988）为题发表在《文化人类学》杂志上。他原先提交给会议的论文题目是《章句：民族志写作中作为修辞手法的分类》（Chapters and Verses：Classification as Rhetorical Trope in Ethnographic Writing）。他抓住了民族志的一个核心环节。通常认为，民族志研究者以整体观（holism）看待自己的对象，或者说，民族志的使命是以整体的方式写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不过怎么说，这种效果都要通过文本来达到。可是，分析起来，民族志的文本是由章句构成的，章句所写的只能是片断。从片段到整体或者整体性的效果，民族志肯定有特殊的招数。
松顿认为，民族志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运用“撰写”让“日常”与“历史”和“环境”发生关系。既然撰写是想象的一种产物，那么正是在想象中，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的合成才得以发生。不像只是描绘眼前的软体动物的动物学，民族志学者必须把社会想象为一个“整体”（whole），并且通过对眼见的地方、耳闻的谈话、遇到的人的描述将他对“整体的想象”传达给读者。作者认为对整体的想象是民族志诗学的必需环节，因为正是它赋予民族志一种“完整性”。可是，在文本中，这种对整体的描述是离开了空间的描写，民族志文本是以一些章节和副标题统领一个一个的部分而成，日常生活的各种“只言碎语”被排列其中。要解决这个问题而达到整体性的效果，民族志依靠的是一种修辞技术，即“分类”。“民族志最为基本的修辞和想象都奠基于作为一种修辞手法的分类”，“分类的诗学”是获得“整体性”的手段（Thornton，1988：286）。由对象的分类获得关于对象的整体的认知，这是语言艺术，也是基于逻辑预设：分类的逻辑是需要假设整体的存在的，所以当分类被认为是周延的时候，分类的集合就被认为代表着整体。分门别类地描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这些方方面面就可能让读者觉得自己借此达到了那个社会整体。大致说来，他不是从文本与社会实体的关系，而是从文本与修辞的关系看待民族志的社会、文化“整体”的来源。这是新意之所在，也是争议之所在。
不管怎么说，从1984年的研讨会到1986年《写文化》问世，民族志的主—客体单向关系的科学定位受到强烈的质疑，反思的、多声的、多地点的、主—客体多向关系的民族志具有了实验的正当性。后来的发展说明《写文化》的出版是民族志的这个新的时代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