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赵匡的主张
赵匡在他的《举选议》中指出了以诗、赋为代表的文艺在科举选士中的负面影响：“不惟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惟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在赵匡看来，考试文艺可谓百无一用，罪莫大焉！
实质而言，这些议论并不是要否定科举考试本身，而是对考试内容的不满。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沈既济在《选举杂议》中主张“凡贡举人，本求才德，不选文词”（《全唐文》）。其实，关于才德和文艺关系的讨论，早在初唐时期就有了。比如，“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曾写过一篇《上吏部裴侍郎启》，“启”是书信的一种。这里的裴侍郎是裴行俭。
王勃在这封信中说：“伏见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诚恐君侯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才于简牍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全唐文》）“铨擢”指考察、选拔人才。王勃对文艺与器识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王师旦是一脉相承的。在他看来，代表文艺特征的诗、赋，与朝廷选拔贤能的本意是两个问题，通过诗、赋这种手段，未必一定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求才目的。
在这一点上，裴行俭与王勃的看法也是一致的。刘肃《大唐新语》卷七《知微》篇有裴行俭的话：“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事实上，这一评论正是针对王勃发的。为什么这么说？王勃六岁就会写文章，水平之高令人赞叹，特别是他的《滕王阁序》直到今天还传诵不衰。其中的两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漂亮！可是王勃这人办事有点不着调，举个例子吧。《唐才子传》中记载：“尝匿死罪官奴，恐事泄，辄杀之。”他不仅犯有窝藏罪，而且还犯了故意杀人罪，这样的无德之人，文采再好有什么用？
既然从初唐人们就意识到应该注重官员的德行建设，那么朝廷最后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呢？依旧以考试文章才艺为先。难道朝廷不理解这些人的良苦用心吗？为什么还是坚持老一套呢？大和八年（834）十月礼部的奏疏中给出了理由：“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或暂改更，旋即仍旧。盖以成法可守，所取得人故也。”究其原因有二。
一是成法可守。诗赋考试相对于对才德器识的考查更好把握。诗赋有各种文体规定，符合了就给分，不符合就扣分，简单，易于操作。考查才德可就不好办了，才德的标准是什么？孝廉科、秀才科都能造假——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如第一讲中介绍的那个靠分家来帮助俩弟弟成名的许武，不就是名副其实的沽名钓誉吗？而且进士科开始的时候并不考试文章，考试的是策论，这相对于诗赋来说更利于考察应试者的行政能力。可是时间久了，应试者摸着了窍门，不再去细心揣摩、耐心钻研经典，而是去背诵范文了。就是为了避免考生们答题肤浅，刘思立才建议考试杂文两篇的。加试杂文也是因为有声律便于把握，另外没有现成的范文可供背诵。[2]
二是所取得人。朝廷通过这种考试方法录取到了所需要的人才，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哪一个不是进士科出身？这些人不仅文采出众，而且政绩突出。韩愈为了谏迎佛骨得罪了皇帝，即便被贬到了潮州，依旧忠心不改，吟唱着“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这是一种政治良心。刘禹锡、柳宗元并称“刘柳”，都参加了永贞革新运动，也表现出了积极的政治态度。白居易早期政治热情高涨，时刻关注民生疾苦，对那些有问题的权贵进行口诛笔伐。再比如那个自己录取自己为状元的陆扆，后来成了朝中的重臣；那个傻乎乎的李固言不仅考上了进士，而且后来还做到了宰相。这些人都是通过考试文章被选拔出来的，这说明考试文章也是能够选出人才的。
有没有人认为进士科就是不行，应该取消进士科呢？答案是肯定的。
宝应二年（763），杨绾就提到用传统的察举代替进士科，只是当唐代宗向翰林学士们征求意见的时候，学士们的回答是“举进士久矣，废之恐失其业”（《新唐书》）。这些翰林学士基本都是进士出身，所以自然要维护进士科了。进士科推行那么久了，一旦取消了，读书人都去干什么呢？确实，翰林学士们的说法不无道理，这样的改革几乎是破坏性的，很容易引起政治动荡。(https://www.daowen.com)
“牛李党争”中的李党领袖李德裕，也曾经对进士科很有意见。这就是《新唐书·选举志》中所说的“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李德裕不是进士出身，所以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为朝廷的重要岗位就应该由公卿子弟来干。为什么呢？很简单，这些人从小就耳濡目染，不用专门学习就已经熟悉了朝廷里的办事规则和相关礼仪。那些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人，即使再优秀，在这方面也比不上公卿子弟。
既然如此，当时进士科被取消了没有呢？答案是否定的。不能取消的理由是什么？沈既济在他的《词科论》中给出了答案：“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俊彦，韬才毓行者，咸出于是。”（《全唐文》）在这种情况下取消进士科，不是没事找事、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天下人作对吗？
其实，争来争去，进士科也没有取消，考试内容、考试形式也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这说明科举在当时还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虽然考试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并不影响科举根本上的先进性和公平性。仔细阅读文献我们就会发现，人们讨论考试内容的时候，经常会在到底是考文艺还是考经史上打转转。在我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因为考文艺同样可以表现出经史的功底，考经史同时也可以表现出文艺方面的才能。
我们还以韩愈为例，韩愈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文章写得绝对顶呱呱。同时他又提倡“文以载道”，这里的“道”就是儒家思想，这就说明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再者来说，唐代科举考试无论是从科目上还是考试内容上，都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的。进士科侧重文艺，但还有那么多专门的制科啊。即便是一再强调考查文律的诗、赋二体，也不是一味地写一些无关政理的文字，出题和撰写不也是学综经史、兼顾道家思想、从经典中寻找智慧吗？
总体来说，科举是唐代重要的政治制度，在人才选拔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诸法皆权法，完善是正法。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其发展的过程就是它完善的过程。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在唐代长盛不衰，说明它是有其自身魅力的。
【注释】
[1]祖
，字文成，早惠绝伦。为儿时，梦紫文大鸟，五色成文，止其廷。大父曰：“吾闻五色赤文，凤也；紫文，
也。若壮，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79页。
[2]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