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研与课例研究的“对立”

胡庆芳在《课例研究》（中文版）“主编前言”里写道，在传统教研中形式化教研盛行，教师忽视了解决具体教育教学中问题的研究，也缺乏相应的研究能力。^[4]与之相类似的是，顾泠沅也指出了新课改以来教研的异化，这是因为教育工作者的浮躁，极大影响了课程改革的落地。在《行动教育》一书中，顾泠沅通过调研，提出教师的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尽管认同课程改革，但是实践还是原样不变。相接近的观点出现在各类期刊和会议中，这类论点最核心的假设或者共识是将教研或者说是传统教研置于对立关系的一方，而课例研究成为更为先进和科学的一方。这种论述模式——通过否定传统，确立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成立的，因为是改革发生的必要前提。在具体论述的方式上，多采用对比分析。典型的如表1.1^[5]：

表1.1　校本教研与课例研究的比较

在这个表格中二元对立的痕迹更为明显，我们都知道无论是顾泠沅的行动教育，还是日本的课例研究，校外的专业力量的参与都是极其重要的，反之就是“萝卜炖萝卜”。在实际运行中，校外专业力量进入学校做研究绝大多数情况是学校领导出面邀请，或者接受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或要求，东亚课例研究都绕不开学校行政的支持和主导^[6]，特别是中国香港地区的课堂学习研究，就是“不断得到香港教育统筹局和香港优质教育基金的资助，在香港的中小学大力推广”。

至于表格中的其他要素，就不逐一指出其中的不妥之处了。在这里我更想讨论的是，传统教研真的是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扭曲变形了吗^[7]？抑或是由于教育工作的浮躁导致教研的异化？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现实，上海学生从2009年参加PISA测试就取得了国际第一的震撼性成绩。而课例研究被普通教师关注也就是2007年，其标志就是《课例研究》的中文版发行。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能说课例研究是成绩背后的关键要素吗？我在这里还是要重提1999年的那两本书，它们给予我们的启示、冲击远远没有得到彰显和挖掘，就像教学研究本身的价值和内涵，甚至超越了时代的动荡和变迁，持续发挥着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