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地化
“glocalization”这一名词在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翻译，所见有“全球本土化”“全球地方化”“球土化”“全球地域化”“全球在地化”等数种。本书选用“全球在地化”这一翻译的原因不仅在于该词从字面意义上反映了原英文单词对地理导向与文化之间关联的倾向，同时也考虑到对应中文字词的含义。根据新华字典的解释，“在”字表示存、居、存留于某个地点；也表示动作的进行；同时也指出着重点，即强调后面所接字。因此谢雨子认为，中文的“在”表示“在地”一词明显更具有一种外来的、“他者”的含义在里面[13]。而金慧敏则指出“文化”一词的原始语义与土地有关，意指在一定的土地上耕作、培育、修造和教化[14]。因此当“在”与具有领土含义的“地”相结合时体现了“他者”进入本土后探寻生存空间的概念，是外来文化在本土的一种实现。相比较而言，“地域化”和“地方化”的翻译更多的是注重地域上的表达，未能表达出与文化的关联。而“本土化”的含义更多指当地人如何应对外来文化。而作为积极实践glocalization的日本的形象是作为一个在西方道路中找寻自我道路的崛起的非西方国家。文化的独特性和地域上的划分是使得日本最终没有成为传统意义上的西方的重要因素。故而文化与地域都应当是该词汇中文意应当包含的范围。
本研究所论及的模式无疑首先是外来文化的主动入驻，其次才是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对抗与融合。综上，本书所使用的“在地化”概念应当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层表示外来文化主动融入本土的一种动态情形；第二层则接近于本土化的含义，指的是本土文化如何通过改造外来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自我。第三层则指外来文化经过“本土化”改造和融合之后最终呈现的形态。全球化最终要通过在地化来实现，最终的全球文本是宏观层面的文化交融，并非是西方文化单一的入侵，也不是非西方文化独自抵抗。
全球在地化作为一种综合文化的倾向，被各学科的学者广泛关注。而在谈及媒介文化时，李娟指出全球在地化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对媒介文化转型有两大启示：
其一，在全球联结的时代，不存在本真性的本土文化。每种文化都不断地从外来文化因素中吸取资源，并有机地将其融入自己的内部。其二，不存在没有本土化参与的全球化。全球文化永远都在吸收和重新塑造着所有的本土文化[15]。
但在我国研究中出现更多的是“本土化”一词，本土化问题是我国媒介文化研究，也是真人秀模式研究重点关注的议题。本研究以“真人秀节目模式”作为关键词在知网上搜索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共搜得6850篇相关论文。2013年被业界誉为“电视节目模式大战年”，各大电视台大批引进海外版权节目模式。包括央视在内的上星电视台引进的电视节目模式（含以往引进和新引进的）达到49个之多。随之学界对模式的研究也达到了最高峰，在这一年之内发表相关论文多达1414篇。在所有的这些论文中，对真人秀的个案分析占很大比重，而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是“本土化”，其次是“创新”。同时被高频引用的文献也以研究本土化为主，如，陈阳的《文化混杂、本土化与电视节目模式的跨国流动》、雷泓泥的《论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的本土化》。随着业界对真人秀节目模式的重视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真人秀专著也随之出版，这些书游走在业界与学界之间，大多以指导业界发展和实际操作为己任，例如，张绍刚撰写的《全球金牌电视节目解析》（2011），周凯、杨会飞《策划电视：风行世界的英国电视节目模式解析》（2012），而在2013年创造了现象级收视成绩的模式节目《中国好声音》栏目组也趁热打铁出版了《梦工厂：音乐电视真人秀节目运作秘笈》，以及刚刚出版的《解密真人秀：规则、模式与创作技巧》，由研究节目模式多年的苗棣教授所著。但这些著作内容多集中在实操层面，多案例分析，少理论树立，更缺乏对整个模式工业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自2011年以来，与模式配套的法律法规的研究论文开始集中出现，如黄世席的《电视节目模式法律保护之比较研究》，并且从被引用率来看这类论文也颇受学界关注。这显示了中国模式研究者的研究视角逐渐开阔、多元化。随着媒体改革进入瓶颈阶段，电视从业者明显感到节目模式的研发与节目品质的提升已不仅仅是存在于创意层面，而是需要更多配套的社会资源。但早在1999年就提出的“制播分离”直至今日也未能完全实现，究其根源在体制改革难有突破。业界的这种思虑也反馈在学者身上，他们对于西方电视节目模式的成功有了更多的思考。但是由于模式节目在中国起步晚，发展过程是从抄袭和照搬西方节目开始的，原创的经历在整个行业是空缺的，这也导致了中国模式研究者对模式原创的研究不足。再者，在这种本土化的研究中，立足于中国电视真人秀的研究又是国内模式研究现状的最显著特点，对国外真人秀的模式研究论文不足上述全部论文的3%[16]。
西方学者对在地化的关注多与模式的全球化相结合，例如在个案研究中关注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等西方国家对他国模式的改编（C Quail，2014，A Esser ＆ P Jensen，2015），也关注在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如乌克兰（C Smith，2014）、拉美（S Waisbord，2014）、中国（X Zhang ＆ A Fung，2014）等的改编情况。莫兰和巴西学者斯特劳哈尔等研究者也十分关注模式本土化的问题，或许由于他们所在的国家都是引进模式多于输出模式的国家，他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更具批判意识。而模式输出国的研究者则往往缺少这种中立性，功利性较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