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本研究在第一手资料的搜集上主要使用深度访谈，并辅以参与式观察，而在对资料的分析研究上使用文本分析、多案例比较分析，辅以文献分析，最后采用量化分析作为实证辅助。在时间顺序上是叠加使用的。深度访谈和行业观察基本是在英国完成，前后历时半年时间（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在此之前在湖南卫视的节目研发中心对国内的模式节目生产过程进行参与式观察，并对英国主流的电视节目模式进行内容分析，包括《X元素》（The X Factor）、《我们约会吧》（Take Me Out）、《与星共舞》（Strictly Com Dancing）、《超级偶像》（Pop Idol）等。这些节目模式不仅是英国最畅销的模式，而且都被国内引进、改编，也取得了不错的收视反响，这些案例的素材为解析原模式提供了比较分析的对象。在英完成深度访谈和行业观察后，再重新使用内容分析法，辅以在英搜集的文献，对原模式进行研究，以期取得更为全面的认识。本书选择案例的标准不仅基于观看该模式节目的人数，更在于该模式如何影响以及持续影响中国的电视工业以及中国社会。另外，为了更好地显示不同文化对同一主题处理上的差异，本书所做的案例分析主要是改编过程中的模式。没有直接讨论英国本土文化是如何在原创环节进入具体模式中，而是通过对英模式生产机制的分析来回答这一问题。
本书在设计深度访谈时考虑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受访对象的代表性、访谈内容和访谈地点。受访对象的代表性不仅表现在受访者自身的从业经历，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并且能尽可能广的覆盖模式行业的不同工种。最后完成18个深访，受访对象分别来自：模式制作公司、国际模式营销机构、英国三大播出平台（BBC、ITV、Sky TV）、市场调研公司、制片人行业协会和自由职业者。最年轻的受访者从业经历为3年，最年长的受访者从事该行业长达43年之久，平均从业时间都在10年以上。此外，还与几位模式研究的著名学者包括英国的琼·查乐伯（Jean K.Chalaby）教授和瑞典的安奈特·希尔（Annette Hill）教授进行学术探讨。
原设计的访谈内容是一份结构完整、封闭式的问题提纲，但在接触了第一个采访者之后发现原设计内容的执行有许多现实障碍。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尤其是年轻的从业者）很难回答抽象性和概括性强的问题，例如，在《英国好声音》中含有哪些英国文化元素？需要将问题调整为：你认为《英国好声音》中是否加入了英国人独有的幽默感？具体表现在哪些细节上？其次，对工作经历较为丰富的受访者问题的设计最好与其个人经历有关联，一方面调动他/她的受访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能获得更为详细的信息。再次，在时间上有特定的限制，出于巧合或者行规，大部分受访者默认访问时长为一小时，这就对问题数量、重要性和复杂度的设计有新的要求。因为多数情况下受访者会提及意料外的素材，有一些对于本研究非常有启发性，这就要求对原提纲的内容做出取舍。第一次深访结束后，笔者将采访内容调整为半结构性问题，并灵活调整问题的顺序及重点。
受地域资源分配等特殊原因，英国最重要的播出平台、模式制作公司和相关产业的机构都地处伦敦。这也是笔者选择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威斯敏斯特大学作为访学单位的重要原因。除了自由职业人和学者外，其他受访人的受访地点都选在其工作单位，这使得笔者在采访之余得以实地观察工作环境和机构特色，这也成为分析模式决策形成原因的一个新角度素材。
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是来自与英国模式行业密切的互动和人际关系。笔者在英期间参加了3次威斯敏斯特媒体论坛，威斯敏斯特是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区，也是众多媒体聚集的区域。该论坛旨在为媒介的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探讨的平台，参加的人物大部分是中央政府的分管媒体的部长、高级管理人员、地方政府行政人员、重要媒体和媒体相关行业的管理者或发言人，以及对主题感兴趣的第三方社会群体。这样的行业研讨会多探讨行业现今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以及行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规划，因此能够提供宏观或中观层面的行业信息，与深访获得的微观层面的个人经验正好形成互补。其次，笔者还加入了英国“跨国界媒介网络”（Media Across Borders network）组织，该组织旨在为研究电视和电影跨国改编（真人秀节目模式就是这种改编的重要形式）的学者和业界人士提供一个探讨的平台。通过这一组织笔者也了解到更多的行业信息以及最新学术研究的动态。再次，笔者参加了2014年10月在法国戛纳举行的MIPCOM活动，MIPCOM是全球最大的电视节目交易盛会，近年来也成为各大制作公司向海外买家展示最新真人秀节目模式的主战场。除了各个公司的展柜外，MIPCOM还设置了各式分会场，邀请全球顶尖的节目制作人，如西蒙·考威尔，和跨国传媒集团领导层，例如21世纪福克斯的联合执行官詹姆斯·默多克、CBS总裁大卫·斯达芬等来讨论行业的最新走向。除了传统的影视作品展映会，2014年MIPCOM还专设了数码传播、社交电视和最新的摄影技术4K展映会场。这一经历既提供了具体的新模式类型、新模式案例，也有助于理解整个电视行业未来发展的趋势，以及模式在未来电视行业以及新媒体产业中的作用和角色。
在英国、法国亲历式的观察和在湖南台参与式的观察都极大弥补了内容分析法过于主观的不足。中国目前对娱乐节目的研究如果是生产者做的，经验总结式的比较多；如果是学者做的，观后感式的比较多。“他们倾向于从内容分析的角度对其文化意义和产制规律做出解释。多数个案研究基本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经验的总结。”[25]参与式观察和深访能帮助解释生产过程中生产者某一决策和行为背后的原因，以及这些原因如何决定了我们最终观看到的模式成品，并有可能接触到日常实践中不成文的规矩和做法，这对于把握各种塑造和决定娱乐产品形态的复杂制约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的电视产业十分成熟，行业分工明确，各类市场调研资料专业化程度高，信息开发程度也很高，许多媒介机构例如BBC、Channel 4都提供公开或可申请的企业信息。专业学术机构对历史文献的保护也十分到位，索取也相对便捷。例如，大英图书馆就对公众提供了历年来英国创意产业经济表现的政府报告。这些文献有助于了解模式产业的历史发展轨迹，还可从中发现模式生产机制的组织构架、战略规划、价值观、企业文化，以及外部政治、经济等宏观因素对其生产活动的影响。
多案例分析法一方面是为了发现英国成功节目模式之间的共性，另一方面是用于对比英国模式和其引进的原模式之间的区别。在比较分析中找寻英国模式生产者所倚重的文化元素，作为解析模式与本土文化关联的一个重要视角。
费克斯说：“文化是社会中意义的生产和流通，其依赖于文本提供的意义框架和空白。”对文本的研究是本研究倚重的重心。本书采用Fairclough批判性的文本分析法来研究具体的案例，观察符号背后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的痕迹。这些思想都是可以在模式跨国生产的各阶段找到对应的，并值得被进一步展开讨论。
上述研究方法看似杂多，却都是围绕内容分析展开的质化研究。但正如杨瑾瑜对我国2003年至2013年真人秀研究的综述中指出的：
研究方法应是国内电视真人秀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涉及不同学科及领域的研究，研究方法却比较单一，少量的实证研究基本采用的都是内容分析的方法，比较系统、完善的实证研究案例几乎是凤毛麟角。……实证研究的案例，不到5%，采用叙事学和符号学方法的研究案例则屈指可数，多数研究使用思辨的方式进行逻辑推论。
因此本书特别注意在研究方法上引进采用量化分析方法，主要采用词频分析。研究的文本是来自深度访谈的内容全文。研究软件工具是Rostcm6 和Ucinet Vcinet 6.216。首先使用词频分析软件对文本拆分，获得有意义的高频词汇，在此基础上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 6.216分析软件考察语词之间的关系和文本结构。研究考察词汇的被关联度，即词汇与词汇之间的关联次数，被关联度越高，认为这个词与其他词之间的联系越频繁，进而在整个词汇的关系网络中就越活跃或强势，由此也能够看出词汇在整个关系网络中的重要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