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的政治传统及其影响下的传媒管治
“制衡”本身有两个含义：限制权力和保有原有的权力。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国，却仍是世界为数不多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这就是权力制衡作用的最突出证明。所有的政治新力量都是在旧力量中成长起来，并与它共享共存，因此对英国社会来说，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变动的方式是以制衡为主要形式的变革，被限制但得以保留的部分成为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譬如宗教、譬如王权。虽然这些组织如今只具有形式上和信仰上的权力，但已成为国家民族的象征和文化自信的来源。可从另一方面来说，变革本身也是社会传统，出于对这一传统的继承，英国社会也总是在探索变革的道路。即使是英国的保守主义曾反对的，一旦成为现实也会成为其所保护的对象，这也是为什么以保守著称的英国人却能在文化产业推出丰富的、层出不穷的创意，看似矛盾的情形背后是我们对英式“保守主义”的误解。
制衡的政治传统对电视的重要影响反映在英国以BBC为主体的公共广播体系上。直至今日，800多年前制定的《大宪章》仍被视为英国的自由宣言，其出发点和实质都是反映贵族阶层对国王的利益要求。然而，被后人精心解读改造后，“人民”替代了当时有土地的“自由人”即贵族阶层，使其成为一个任何时期都能适用的原则性文件。但作为一个限制少数人权力的里程碑，此后中等阶级被召进议会开始暗示“权利不再只是贵族阶级的专利”。从这里开始民众对公共事业开始有了发言权。而近代对传播事业的公共化定位一方面出于英国人民对传播格局的理解：当传播资源（电波）稀缺时，媒体占用了公共资源就应为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是源自限权的传统：在1926年BBC公有化改造时就明确了公共服务理念的两个基本原则——“非政府”和“非市场”。虽然美国的广电媒介最初也建立在传媒是公共服务事业的理解上，但全球范围对“市场”权力的限制只出现英国。直至今日，英国的电视基础仍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公共广播体系，而笔者所采访的英国电视节目模式行业的从业人员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本国的这种公共体制对英国真人秀模式的蓬勃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真人秀作为真实节目（factual TV）的一类分支，其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满足电视教育民众的基础功能，而BBC作为公共电视播出方，不仅对一些卖好不卖座的严肃作品给予保障（而往往这些非商业作品成了后来商业作品的创作源泉），更直接为独立制作公司和制作人提供创作基金。
制衡的政治传统对英国模式生产机制的影响也直接体现在政府对传媒事业的管理上。到了20世纪5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发展，BBC作为全国唯一的广播电视机构已成为世界知名的生产高品质媒体产品的传媒机构，但其对广播电视资源使用权的独家垄断和由此形成的狭义的精英主义文化政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对BBC限权的呼声与当时美国商业电视的风潮不谋而合，一度引发了终止公共电视服务事业，全部改为私有的激烈观点。但在“保留传统中改革”的传统影响下，英国国会通过决议保留了BBC，但允许私人开办电视，1955年英国第一家商业电视台ITV就此成立。在“给观众想要的”的颠覆性观念的影响下，ITV迅速从BBC旗下赢得大批观众，并明确了“娱乐（entertainment）立台”的制作理念，并从这一时期开始极大地影响了日后电视节目的风格。受此影响，为争夺观众，连一向以制作严肃电视为己任的BBC也开始转向制作通俗化和快节奏的节目。更重要的是，电视广告作为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改变了电视节目运作的方式，高额的广告收入使得高投入大制作的电视节目成为可能，这些节目自然吸引更多的观众，为播出平台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如此循环。ITV在短期内成功吸引了英国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注意，调查委员会由此成立，对英国电视发展进行评估和建议。批判学者普遍认为，商业电视台生产的不是节目，而是观众——可“出售”给广告商的观众。1960年，著名的皮尔金顿报告（Pilkington report）批评ITV的商业化节目降低了英国大众的审美水平，对英国文化产生不利的影响。为了制衡ITV及其背后的纯粹商业电视的影响力，1964年，国会给BBC颁发了全国第三张电视牌照，成立BBC 2频道。出于对相似频道体制的限制，英国第二张商业电视台的牌照30年后才被颁发，而1982年的Channel 4（第四频道）建立是基于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权力的混合（制衡），尽管频道绝大部分的资本基础是商业自筹，但根本上仍是公共服务性质的。这一系列的制衡管治是伴随着立法完成的。从《1954年广播法》允许开办商业电视来平衡过于专权的公共电视开始，到以发展传送机构体系之间的持续性有效竞争的《2003法》[12]，所有的法令都是贯彻“制衡”这一重要原则，近年来出台的传播法令尤为注重在公共广播电视领域中强化市场经济的竞争体制。限权的原则不仅仅对执行机构有效，对监管机构也如此，例如皮尔金顿报告提交后独立调查委员会（IBA）的权力日趋扩大，因此也受到了限制而被取代——2003年成立的“超级监管”Ofcom（通信传播办公室）接管了原电信管理局、无线电通信管理局、独立电视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标准委员会五个机构的职能[13]，极大地简化规则框架，将过度分散和重叠的权力再次集中。在法国和德国，社会变革总是以一方彻底压倒另一方结束，缺少一种调和的过渡形式，因而他们对传媒的管理过于僵硬。同样是对市场的管理，英国市场给出的执行框架、具体的交易细节由制播双方决定，而法国对市场交易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严重地降低了资本流动的效率。
理解英国政治上的制衡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对限权的要求既来自权力外部也来自权力内部。精英阶层为了减少在政治、经济利益上与下层社会对立，可能在文化上会主动提出让步，让大多数人觉得自己是处于一个公正、民主（资本主义精神）的社会，如George Sampson就直言：拒绝与工人阶级分享物质财富的话，他们很快就会成长为要求分享物质的共产主义者[14]。在ITV娱乐至上的消费主义思想席卷而来时，最快做出反应的是英国的中层和上层社会，以及本着“向上看”精神的英国民众。上层社会从未放松过对整个国家的精神控制和文化影响，并且打着正义的旗号。不过，英国制衡的政治传统不仅是对市场限权，也是对公共体制限权、对精英文化限权，制衡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文化，我们在后来的模式设计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文化的影响。这种制衡的政治理念有效地削弱了专权带来的腐化，增加了竞争，然而二元化的权力对立也给意识形态的矛盾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