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在地化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全球的”“全球性”等用语，至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概念正式形成。当代文化社会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这一理念融合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在地化（localition）两个观念，用以强调二者的相反相成和互动发展。全球化的整体趋势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治、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变化相互作用，全球化的媒介市场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一方面是信息的全球流动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地理疆界，另一方面是媒介资本在世界范围里的扩张^[20]。

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最早源于罗伯森对日本企业的观察：全球化思维和本土化行动（thinking global，acting local）。罗伯森认为民族文化和机构试图吸收和本土化外国影响力的过程就叫全球在地化。全球性是包括全球经济，又超越全球经济，顶部是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

在众多关于文化全球化的研究中，日本文化的全球化（罗兰称为“回应西方的成功”）特别受到中国的关注。一方面由于地理上和文化上的亲近性，另一方面也在于从弱势文化转向强势文化的道路的可循性。与英美国家的电视节目顺着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走向世界不同，日本探索了另外一条国家化文化产品的道路。Iwabuchi认为日本的文化产品在输出前有意削弱或隐藏民族文化风格和元素以适应全球市场。如融合海外的文化到本土的文化产品中，而后又使其文化产品适用于其他文化，而不是像美国企业一样追求一种唯一的全球化标准。屠苏认为本土化更多的是一个美式文化本土化的过程，因为它服从的是商业的需求而非出于保护本土文化的需求。在笔者对国内模式引进者和改编者的接触中，对商业利益的遵从确实是他们开展工作的第一需要。亦有学者声称为了使第三世界社会能按假定“较发达”社会曾走过的道路或相似道路“现代化”，文化的“原生”属性就不得不大大削弱。也就是说为了使模式制作知识更好的全球化，形成世界统一的制作标准，模式的制作组刻意隐藏了某些民族文化元素。然而有输出就有抵抗，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美国外，西方各国纷纷出台政策要求媒体机构必须播放固定比例的国产影视作品，有意抵制好莱坞的倾销。Wallerstein 指出是“世界体系”刺激了相对的政治单元，使其“需要”制定文化上的保护战略。因此中国在2014年出台的模式限购令不能仅看作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举措，它是对整个全球体系的一种回应。但根据罗兰对全球化进程的考察显示，即使是9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和各国的闭关政策也都更自觉地置身于全球性调节规则之中。然而不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著作或是论文对电视媒介中的全球在地化现象论述并不多，尤其是中国电视媒介的研究，国内的学者更多地把电视媒介全球化和本土化看作独立的两方面来进行研究。即使是在真人秀节目模式这样一个电视媒介内容全球在地化的典型受到业界学界高度关注之后，仍然缺乏集中的、大规模地电视媒体在全球在地化背景下生存问题的研究。

全球化包含不同生活形式的比较性互动。而对日常生活的映射，没有哪个影视文本比真人秀更为贴近，影响力更大。而真人秀文本通过模式这一途径的全球传播，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强化了“文明的、社会的、民族的、区域的以及个人的自我意识”。人们比任何时代都更感觉到“自我”的概念，这是在与众多的“他者”的接触和比较中获得的。中国的电视节目模式引进者作为“把关人”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区别。莫兰的研究表明因为有如此多的节目模式可选择，几乎没有哪个制片人会独立创造完全不同的本土的真人秀节目模式。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文化产品都是杂交的，因此文化形式纯粹性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罗兰提出，“全球文化”由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种种观念构成，并将其描述为“世界秩序的形象”。本书对其提出一个进一步的设想：在模式研究这个领域里“全球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中国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和整改能力作为一种民族特性获得罗兰的肯定，而西化也带来了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事实上，在中国疯狂改编购买西方电视节目模式的现象下，我们仍应当看到近现代的由资本主义全球扩展带来的殖民运动的深远影响。被殖民国家对西方入侵的强烈反应都引发了对传统文化的再发明。这种反应在近年来国内生硬的混合模式制作知识和传统戏曲来创作的节目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