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罗兰·罗伯森坚信文化维度是理解人类状况最重要的维度。在当今世界“社会关系和各种形式的国际关系中，尽管经济问题极其重要，但这些问题在相当大程度上从属文化的偶然性和文化密码的解译”[1] 。对于现代历史最重要特征的东西是一个世界“系统”的“创造”，人们很大程度上仍是从其“硬现实”（经济的或政治的）意义上给予关注的。
本文试图超越经济维度和文化霸权的单一视角，从真人秀模式生产和传播的不同阶段出发，以更为动态的视角来观照西方文化全球化的逻辑。在二、三、四章，本文分别探讨了模式的原创、改编和融合阶段，这三个阶段连贯起来，构成了真人秀节目模式的全球化与在地化中多种文化博弈的动态过程。
全球在地化首先是一个经济领域的问题，而后延展为政治领域（尤其是外交）问题，接下来自然是文化的问题。而根据罗兰的观点，文化是全球化体系的中心。模式作为全球在地化进程中的一个文化产品，它即顺应趋势，又作出自己的解读。它是如此的包罗万象，它重新定义了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它建立了一种观看和考察个体的统一模式或标准；鼓励欲望与技术，使之成为真人秀节目模式世界文本的文化内核。此外，模式一方面暗示不同文化可以进行对应的匹配，另一方面又强调需要重新创造本土替代项来填补不同文化之间对应的空缺。因此模式的在地化不仅仅是融合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文化，它也是生产新文化——全球化文本模式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本土化并不是本土文化与外界文化的对冲过程，恰恰相反，本土化是为了“预防全球化与本土价值观和规范发生文化冲突”。因为它对异质文化做了预先的删选，最为典型的表现或许是阿拉伯国家对西方真人秀模式的引进。他们希望学习西方模式的戏剧化设计，但又强烈否认西方模式对身体、欲望的展现。改编类似于一种翻译，把本土文化移入外来文化中，生产出一个杂合的文化产品。它要展现西方的先进性，又要遮蔽与本土利益相违背的文化内容。
本文将模式生产中文化的作用机理总结为“同一框架下的多元化”，它既包含一种包揽一切的动态倾向，又是一种已然成型的差异化形态。这是由模式的半封闭结构与其跨国性、精确性的特质所决定的。通过对多案例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是如何嵌入的模式生产和传播的各阶段中，并产生多重复合影响，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真人秀节目模式是如此的无所不包，不仅将人体、情感、真实本身作出商品贩售给世界各地的观众，就连商业本身，也成为它所展示的、可以随意捏塑的内容。模式不仅仅作为带有文化的内容直接影响全球受众，同时它又作为一种电视内容的生产知识影响电视制作人，从而在更加深远的层面上影响范围更广的非真人秀受众。“西方”最终作为一个概念成为全球生活的逻辑。而这个“西方”本身是倾向于包裹所有“他文化”，将其归入遵循同一规则的框架中，也倾向于对某一文化的在地化。这种观点与哈特和内格里对当今全球权力关系的描述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全球化激励了新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重组和诞生。即：
“帝国”秩序正在逐渐取代帝国主义秩序：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竞争为一种单一的帝国力量所替代。帝国是对民族国家界线的奋力超越，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有限压制，它四处伸展，囊括了整个世界，帝国要确立整个世界秩序的规则，并将这个世界纳入一个充满秩序的等级关系中来[2] 。
模式作为一种后现代的文化产品，生于这样一种全球背景之中，自然也遵循“帝国”的逻辑，其所反映的文化多样性本身就是“帝国”（即“西方”）在全球的同一化。与此同时它的内在矛盾性又对这一大趋势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一方面它要求全球市场体制、生产标准和生产理念同一化，使得模式可以在多个国家、多种文化中无缝对接，同时它又在不断寻找和强调文化的差异性，作为新生模式的灵感源泉。模式本身就是不同文化之间异同的表现。它既阻隔又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不仅仅是不同的本土文化丰富了全球文化，全球化也丰富了本土文化。
在模式进入国际传播之前，对立而又统一的英国传统文化是真人秀模式生产机制最重要的社会语境。英国模式为了获得更为深远的全球化力量，在改编他国模式的过程中主动吸取他民族的文化基因，包括欧洲大陆对人性与自我的深刻检视、美国的商业运作形式，以及以日本为代表的非西方的“奇观”景观。当英国模式展开其全球化历程之后，获得全球各地的在地化解读与改造，而这种改造又返回到英国本土，影响了原模式的改版，如此循环往返，模式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版本，而这一版本完成了对世界文化的浓缩与裁剪。又由于真人秀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模式所定义的“真实”“察人模式”以及“秀的形式与目的”都打造了一种生活的模板，在全球推行。
对于中国来说，在极速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的不仅仅是如何应对外来文化，更是如何为本土文化在全球语境中找到定位。为了应对外来文化（甚至是满足西方文化对差异化要求），本土化时常需要彰显身份，强化差异性。使得自身全球化的进程矛盾重重。因此本文在分析发达西方国家对全球模式市场的主导和控制外，也同时探讨了非西方，如亚洲国家在学习西方上的层级关系。比如韩国模式是融合了西方的电视制作记忆于东方的儒家文化中，而日本模式则展现了更为高级的融会能力，把西方文化转化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分析丰富了全球化理论关照下的全球电视媒介文化研究。
这些发现基本佐证了本文在绪论部分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即文化是贯穿在西方模式生产与传播的整个过程的，它伴随模式的全球化巩固了西方的多元文化原则。因此本文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文化在模式的生产、传播与演化过程中完成了“西方”这一多元文化在生活层面的“全球在地化”。
综上，本文从文化角度来回答为什么英国真人秀节目模式能够畅销全球，以及文化是如何嵌入到模式的生活和传播结构当中的。这些问题的探索虽然是初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模式文化的全球在地化”这一主题下的理论想象。但本文的不足之处也较为明显，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本文虽然是建立在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研究基础上的研究，但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和时代背景的变化使得研究仍具探索性质。相比研究视角的新意而言，研究的深度还比较欠缺。本文目前能够做到的，仍是去阐释文化对于模式生产和传播的影响和作用方式，也就是回答“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这使得研究整体重描述而轻解释，而对于西方文化元素“为什么”能够被复制的问题，本文研究得还非常不够，缺少更加深入的分析。
第二，出于强调模式生产与传播中文化作用的考虑以及篇幅的有限，文章对模式的经济运营层面的分析浅尝辄止，事实上西方模式所带来的经营节目的理念对非西方国家的影响力不亚于其文化观念。上文提及的制作公司与播出平台平分风险的“对赌模式”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单独深入研究的案例。
第三，受限于研究时间和技术条件，本研究仅对英国的模式制作人进行了深访，未能对引进和改编英国模式的其他国家电视制作人进行访谈。对中国制作人的观点梳理多来自自身在行业从业的感性认知以及新闻报道等二手资料，并未展开系统的、科学的、严谨的调研。在未来还需要增加多国家的深访和问卷调查等方式，补充更多材料，对理论假设加以多元的验证和分析。本文虽然尝试使用量化分析与身份理论结合来分析深访素材，但受限于样本量的较小，不能得出更宏观层面的结论。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在方法上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
第四，本文虽然总结了英国模式行业的历史经验，但对于模式产业何去何从却未提出鲜明的指向。英国既不是真人秀这一节目形态最早的发源国（第一档真正意义的真人秀是1999年的荷兰《老大哥》），也不是节目模式贸易的先行者（美国领先了几十年），但却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模式输出国，其文化的前瞻意识才是我们应当深究和学习的。实际上，部分英国模式专家已经看到模式工业会逐渐衰落的迹象，并在积极思考对策。模式工业的潜在危机一方面是因为相对于剧本节目真人秀的制作成本太过昂贵了，所以已经成功的模式会长时间循环使用，又由于大量重复被观众厌倦，同时也降低新模式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是因为新媒体的普及对电视媒体直播优势的冲击。尤其是选秀类真人秀往往要求观众在同一时间维度的参与，而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国家的共时性，将媒体时间的控制权化为私有。
根据研究结论和不足，就西方真人秀节目模式在全球化过程中所生产的“一种多元文化”这一问题而言，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专门针对模式的某一类型，进行更深入、更专门的研究。另外，为了更好显示不同文化对同一主题处理上的差异，本文仅对改编模式做案例分析。对原创环节的模式没有进行个例分析，只在分析模式的生产机制文化时选取了几个原创模式作为论据支撑。这一阶段的模式案例分析尚有待进一步充实。
其次，西方模式的跨国性为非西方提供了如何学习西方的案例，例如，中国向日韩两国真人秀节目模式的学习。但具体这种“西化”对我们的观众、社会、国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可以扩大来充分研究的主题。另外第五章虽然提及了模式与资本文化的契合，但未能解释为什么在政治体制上我们有批判地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但在文化体制上我们却愿意花大价钱并全盘接受模式这一“制度”。这是论文谈及但需要进行进一步深化研究的。
再次，延续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对模式的媒介特征进行进一步探讨。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阶段，传播都是在满足人的需求，以人为中心，展示人，但新媒体时代人的主体性削弱，权力向机器过渡，媒介本身成为传播的中心。模式也是一种媒介，它是全球日常生活文化的载体。但具体的哪一个类型的真人秀模式在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时起了什么样的影响，文章虽然有染指但在未来研究中还需进一步加强。至于文化在模式生产传播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功能也可以独立地进行更加细致的探讨。例如真人秀模式所带来的对个体的凝视方式对节目的叙事方式起了什么作用；又如模式对“身体”地强调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这些结构化的观看方式浅化了人类视觉能力，人们的目光集中于易于观察的表象，不愿意为看到内在而做努力。
最后，整体的研究视角都是基于中观层面展开的，本文对于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分析还不够。这也使得本文对“西方”文化的全球在地化与英国真人秀节目模式的跨文化生产之间的微妙关系的证明显得有些薄弱，而这正是未来研究中需要在理论层面上进一步提升的地方。
【注释】
[1]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
[2]汪民安.《帝国》的谱系.［EB/OL］.［2015-10-30］.http://www.groundbreaking.cn/mingxing/zm/40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