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电视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尽管中国引进真人秀多是因为“秀”，不是因为“真”。对中国制作人而言“真”是“秀”的手法：以真实提供了另一种秀的可能和途径，但真人秀节目无疑是社交媒体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因此也成为全球各地主流节目类型之一，真人秀节目模式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和全球化影响力更令人无法忽视。但继续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真人秀节目模式不仅是为了发展真人秀这一类节目，而是为了推进我国电视产业的创新发展。节目丰富的商品化资源及其衍生经营对于正在寻找资金来源扩大发展自己的中国电视带来了巨大启示。成熟的真人秀模式不仅能创造收视的高峰，也带来了经营方式上的革新，例如资本有加速“制播分离”的进程，“对赌模式”引发了国内电视圈的大变动，真正推动了中国独立制作公司的快速高质发展。

但是西方的真人秀节目模式也正经历着变动。以英国模式为例，在中国经历了十年的辉煌后，对英国模式的效仿改造正进入一个瓶颈时期。一方面是中国的电视频道繁多，所以中国观众对于同一类节目的兴趣消耗得更快，会厌倦得更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化折扣的问题，在现代性来说，英国模式里的偏好小人物逆袭（underdog）不如美式的精英文化那样接近现下中国的文化；就传统精神来说，又不如韩国模式里儒家文化来得亲切易懂。所以相较之下，英国模式在中国越来越受到局限，英国真人秀所倚重的个性突出者，在中国也仍缺乏一个广泛的群体基础。但中国不缺乏有能力者，因此对节目制作人来说，在选角中选择有个性者，比选择有特殊才能的人难得多，且前者在中国观众中获得的认可度也不如后者，例如在《非诚勿扰》中马诺的“宝马论”惹发社会争议甚至声讨，《好声音》中杨坤要举办“三十二场演唱会”的宣言被网友嘲弄，不是因为言论本身的正确与否，都是因为它不符合我们民族内敛的传统。凸显个人本身是违反我们民族的道德标准，然而真人秀的核心却是展现个人，而非群体风貌。

张静指出，“文化不仅满足人的功利性需要，同时也要满足人的自我确证的需要，而这一点对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来说，则直接表现在文化的自我创造上，即这种文化是属于我的”^[99]。尽管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市场，中国的电视人绝不能为差异而保持差异，更不能单纯地返回传统中去寻找、制造这种差异，应当通过学习西方，和学习那些学习西方的优秀案例（日、韩、以色列）来发展属于自身民族的现代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