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常“真实”的入侵

从真人秀节目模式的鼻祖《老大哥》开始，大众对真人秀所呈现的“真实”的质疑就从未停止过。首先是对节目是否真实的质疑。一位美国专栏作家就曾直言：“现在我们都知道电视真人秀根本不会反映真实，只要看看节目组有多少编剧（writers）的名单就知道了。”^[1]真人秀作为真实电视的延伸，理论上应该贯彻这种如实反映的传统。然而真人秀虽然满足了大众真实的窥私欲，它所表现的却是在非正常社会环境下（如囚禁、监视、金钱刺激等）普通人的“真实”反应。不仅如此，《老大哥》这一类节目在全球范围的成功使得节目模式的强制化和人工化成为真实电视改革后的标识。在新近的版本中，制作人对参赛者的控制越来越强，随着节目故事线的越发明显和戏剧冲突的愈加频繁，即使是普通观众也难以忽视节目的结构性。为了回应观众对导演组主观性剪辑对真实情况造成破坏的质疑，真人秀往往衍生出附加内容，如关于节目制作的纪录片，在网络播出的未经“剪辑”的视频素材等^[2]，而这些形式也往往伴随原节目模式一道输出，成为证明“真实”的“真实”材料。然而节目模式为呈现“真实”的精心设计将“真实”从日常中剥离了出来，因而削弱了观众对“真实”的真实程度的要求。因为这种真实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模式创作人的虚构之上，而在呈现过程中戏剧化的表现手法一直混杂在“真实”纪录之中。这种认知降低了人们对待电视“真实”的认真度，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真人秀对节目参与者所造成的心理伤害似乎并未有欧洲心理学家们最初担心的那样显著的原因^[3]。当然，参与者在经历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反应对于其个体来说是真实的，但那种极端的环境和极端的自我表现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是不真实的。

其次是对选手是否真实的讨论。卡恩认为节目中的独白式采访是一种“忏悔镜头”^[4]：参与者向镜头/机器（无论他是否意识到镜头背后的观众）讲述自己的内在感觉，展示“真实”的一面。这种设计的源起是与宗教行为相关联的，西方的参与者对待这类情感自省的环节是可以与其日常生活经验联系起来的。但近年来由于观众对戏剧化的需求越来越浓，这种自省在更大程度上变成了自我表演，尤其是当这一环节设计输出到宗教与社会关联不甚紧密的国家和地区时，参与者对这一环节的理解和反馈与设计初衷偏差更大。例如在中国，参与真人秀的明星们自然地把这一环节视为独角戏，充分利用自己丰富的表演经验和技巧，圆满地实现节目对于“细腻情感”表达的需求。因此这一部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较难出现西方国家参与者那与“造物主”式的至高者交流的体验，更多的是心领神会地完成导演没有说出（或是潜在的）表演要求。例如，在《爸爸》第一季最后一集结尾的独白部分，嘉宾林志颖戴好麦克风再走进画框里，坐到固定采访机位前摸着自己的额头，自言自语地说自己“已经发烧了”，然后清清嗓子以表示进入正式采访。这样看似无意的一个动作和话语，就把“拍摄工作十分不易，我（参与者）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诚意十足”这样大量自我包装的信息推送了出去。然而这更多程度上是一种经验型的表演，是与导演的共谋，自我表现或展现的程度较低。

再次，对日常真实的入侵的讨论。英国一位电视评论员曾写道：“《老大哥》在英国宣告了真人秀时代的来临……而真实（reality）作为一种电视类型，却对我们的现实真实造成了入侵。”^[5]也就是说，电视节目替生活在真实中的人们制造另类“真实”。技术是当代文化展示的核心，它不仅展现真实也模仿真实，承诺让我们体验真实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我们更加远离真实。电视生产的模式有助于强化生活细节的意义，那些特写的镜头，经过后期处理：重复、放慢或加速的镜头，带有强烈暗示意味的背景音乐，强化了某一瞬间的意义，却对维持生活的整体性产生了破坏，却以真实的名义把阐释性的情境推广到社会生活的总体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