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想象的共同体参与全球：《亚洲偶像》《亚洲超级模特新秀大赛》
二十一世纪初期，选秀类真人秀节目风行全球，亚洲地区也不例外，大量引进了这一类型的模式进行改编，其中不乏模式版权已经卖到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流行偶像》以及原版节目覆盖东南亚各国的《全美超级模特新秀大赛》（America' s Next Top Model），这两档模式不仅成为观察亚洲国家文化与西方文化混杂的全球文本之一，更因为以各自特许经营的本土节目为基础促成了以亚洲为联合单位的区域选秀比赛，形成了通过制造地区想象共同体以促进全球化的特殊文本。
《亚洲偶像》（Asian Idol）于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举办，总共举办了两届，邀请了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等6个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偶像”比赛的冠军参赛。每位参赛者被要求在比赛中唱一首英文歌与一首本国歌曲，每个参与国都会派出一名评委对演唱进行点评和评分，比赛官方语言是英语。该节目在参赛的6国进行现场直播，每个国家的播出平台各不相同，比赛冠军由6国观众通过手机短信投票选出。这是首个同时向区域观众播出的实况电视娱乐节目案例[29]。以往由于成本限制和时间协调，直播电视节目通常仅限于体育赛事或重大新闻事件。因此能够在6个国家同步直播这一演唱比赛，已经说明了“偶像”系列节目作为一个电视事件（event）在亚洲的影响以及其产品的商业价值、目标受众的范围以及投资的规模。如果说《亚洲偶像》更像各国“偶像”节目的一场特辑，那么《亚洲超级模特新秀大赛》（Asia' s Next Top Model）（以下简称为《亚洲超模》）则完整复刻了原模式的整个赛程。每一季有12-13集，由14-16名来自亚洲各国16-27岁的模特参加，节目每周会对参赛者进行总体表现，参与挑战以及拍摄该周拍摄的最佳照片进行评分，每一集淘汰一名选手，在少数情况下，评委会可以一致通过双淘汰或不淘汰，冠军获得“亚洲下一个超模”的称号、一个知名（化妆）品牌的代言、登上比赛承办国版《时尚芭莎》的杂志封面，并与欧洲的风暴（Storm）模特经纪公司签约。这一节目已持续播出六季，除第二季和第六季在马来西亚和泰国举办外，其余四季的赛程都在新加坡完成，比赛的官方语言也是英文。这两档模式节目分别从对赛制的改编、用人的标准、观众的培养以及电视行业的边界划分创造了“亚洲”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并促使本土和区域性的“亚洲”融入一个全球化框架。
“偶像”系列的最大魅力在于由观众制造明星，真正令观众着迷的不是素人选手的天赋，而是自己从媒体的被动接受者成为一个“赋权”者的体验。因此《亚洲偶像》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设置投票方式，以避免因为各国之间的人口数量差异带来的不公。为此节目组设定了一个投票的附加条件：观众必须同时给两个国家的选手投票，才能算有效票。结果此前的冷门选手，来自新加坡的哈迪·米尔扎因为他“不具威胁性的人格”吸引了大量的第二选票从而夺冠[30]。虽然也有声音指出米尔扎夺冠的原因是他出色的外表和语言技巧吸引了大量中立的观众[31] ，但这一结果还是引发了许多观众对投票规则的质疑。事实上，在类似的区域比赛无论如何设置投票方式都可能造成不公，如有着悠久历史的“欧洲歌唱大赛（Eurovision Song Contest）”中，为消除人口偏见并鼓励粉丝投票，各国观众都被禁止投票给自己国家的参赛选手，但造成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国家间爱恨关系的固定模式：“挪威爱瑞典。希腊爱塞浦路斯，它恨土耳其。克罗地亚爱波斯尼亚，但以色列恨德国”[32]，而这正是《亚洲偶像》的制作方极力想要避免的[33]。这种区域比赛的矛盾在于各国观众的关注和投票热情往往来自原始的爱国情感，但邀请各国选手参赛的目的又是要加强各国的联系，强化联合。但这次尝试仍使得各国观众有机会展开对“亚洲”这一共同体的想象：无论是代表亚洲的“标准”还是“亚洲”代表的实质。这种尝试对于亚洲这一特殊的情境有着特殊的意义。由于亚洲缺乏宗教、政治和语言上的同质性，它很难在文化层面被视为一个整体，正如《亚洲间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的杂志主编陈宽兴和蔡炳华指出的：“亚洲”的存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一种对应西方、中东或者拉美定义的文化的构想[34]。常规意义上的“亚洲”通常是根据地理位置来划分的，而在《亚洲偶像》和《亚洲超模》中尝试构建的“亚洲”则要依靠制作方、参与者和观众的自我描述和多重讨论来完成。
有趣的是，在这两档节目中“亚洲”这一共同体的建立是依靠对区域特色的消解和对西方或全球“标准”的推广。虽然第一季《亚洲偶像》的冠军在演唱能力上饱受质疑，但粉丝也指出米尔扎的“英文”能力是身为亚洲偶像能够代表亚洲的重要特征。这两档节目都借用了选秀类真人秀的模式优势将节目的焦点放在参赛者的个人特质及其才能展示，而对参赛者的国家及其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刻意省略，这或许与亚洲难以统一的多样性有关。这种倾向在《亚洲超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前两季的节目中，参与者的床位会以她所属国家的国旗或者民族的饰品来装点，参赛者的采访、拍照背景也是该国的国旗，舞美也会根据各国的特色来设定[35]。但这些反映国家或民族性的元素在后几季的节目中逐一地被消减，就连选手的长相都不能再体现民族特色[36]。选手的访谈也很难体现出她的成长环境的国家差异，仿佛所有人都来自同一个生活圈。虽然摄影师和导师在肯定选手的潜质时常用到“她有一张很美丽的亚洲面孔”之类的评语，但和《亚洲偶像》一样，要成为“亚洲”的代表必须在区域特质之外具有一种“全球”特质。例如在第二季的总决赛中，选手希娜被称赞拥有一张“现代”亚洲的脸，而评委对乔迪利的长相点评是“具有亚洲传统风格”，最终希娜获得了评委的偏爱成为当季冠军。甚至有学者认为即使节目中出现表现民族特色的元素也是因为原版模式的要求[37] ，展现标签化的民族特色本身就是国际化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西方被当作一种“理性”被塑造和推崇。对曾经获得过自己国家“偶像”节目冠军的选手来说参加《亚洲偶像》的吸引力已不再是经济层面，而是获得国际上的知名度，进军国际市场。其他国家的“偶像”冠军在海外的成功都被节目当作《亚洲偶像》冠军的国际化成功的许诺。节目也邀请了第五季《美国偶像》冠军泰勒·希克斯和第一季《澳大利亚偶像》冠军盖·赛巴斯钦担任助演嘉宾。在冠军揭晓前，《亚洲偶像》的评委也纷纷表示：“无论谁获胜，亚洲都赢了”，“我希望你们都能成为未来的世界之星”。所以偶像们要站在看不出国家、地域风格的舞台上，演唱英文歌曲，用交响乐团做伴奏，采用西方流行的表演形式。这是为了让外国（全球）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熟悉他们。同时，也会让本土观众觉得他们很“国际化”。而《亚洲超模》对获胜者许诺则是“与欧洲乃至全球最大的模特公司签约”，对参赛者的吸引是接受国际一线的模特行业专家的培训，以及与国际时尚圈合作的机会。例如第一季总决赛时邀请到《美国超级模特新秀大赛》的创作人和主持人泰瑞·班克斯（Tyra Banks）担任评委，又或者是为世界知名时尚品牌Prada、Jimmy Choo、Playboy等公司担任产品设计、走秀等。不断更新的国际时尚信息或许也是《亚洲超模》拥有更大教育价值，从而比《亚洲偶像》拥有更长生命的重要原因。
因为这两档节目都是在原模式及节目成品获得全球性的成功之后才制作播出的，模式所属公司已经通过授权特许经营建立起一个全球文化资本网络。这种网络不仅使得亚洲更“西方”，也会更“全球”，融合成了一个不变的主题。《亚洲偶像》可以被视为亚洲各国“偶像”节目的组合，也可以看作是2003年《世界偶像》的亚洲翻版，《世界偶像》证实了这种跨国家的比赛是可行的。《亚洲偶像》的整个制作过程也得到了《澳大利亚偶像》制作团队的协助，6个参赛国之间电视制作者的协同作业也有助于改善各国电视行业水平的不平衡，趋向同一标准。特许经营模式的优势意味着参与制作的各方都已经熟悉该比赛规则及其制作，而全球媒体资源的高度集中使这些模式公司或其母公司有能力为模式的海外版本提供相似的媒体环境。例如《亚洲超模》在亚洲地区的播出平台全部是由星空传媒旗下的娱乐频道Star World 承担，可想而知这档节目在各国宣发、包装、市场策略上都会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亚洲超模》中许多特邀的训练师、设计师、摄像师都是来自原版或者欧洲版节目的班底，而在时尚主题的设定也会考量亚洲本土的潮流趋势，例如让模特们以韩国流行乐团的典型风格来组队拍照，又或者是复现上海20世纪20年代的明星海报风格。亚洲和西方的融合甚至直接体现在参与者的原生身份中，该节目的三任主持人分别是印尼和澳大利亚混血、菲律宾和英国混血以及泰国和美国混血，许多参赛选手也有着类似的血统身份。由于这类真人秀节目都是商业电视，故而节目中呈现的“民族”、个人都是商业化的实体。在当今世界娱乐产业中，亚洲模特比亚洲歌手有更高的国际认可度和接受度，因此《亚洲模特》节目中对参与者商业价值或市场潜质的公开讨论远多于《亚洲偶像》，甚至多次成为节目的看点，设置悬念和引爆争议的话题。而商品化是“个体”在全球市场流通的最佳方式，他/她的亚洲特质正是差异化的卖点。这类区域选秀节目所编制的全球框架下“亚洲”共同体的想象收编的不仅是本土电视制作人和参与者，更重要的制造了“亚洲”的观众。他们通过观看这类区域比赛，在节目的在线论坛和社交媒体上交换关于自己国家和地区的看法；通过投票、评论等方式聚集在一起，寻找或制造能代表或联合这个地区的商品化个体；通过关注该节目的海外版本成为该模式的全球粉丝社区的一员，获得一种跨国体验。这正印证了哈特利对电视直播功能的创造性理解：这种现场直播电视事件的形式可以被用于社区建设是因为它能够同时为每个客厅带来“社区”的感觉[38]。这也使得观众能够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想象中的社区的一部分[39]。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区域化或全球化的观众与亚洲各国兴起的中产阶级有一定关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跨国的投票和讨论富裕的年轻消费往往是这些活动的中坚力量。一方面他们早已在生活方式上认同和推崇国际化，另一方面他们也为这一类真人秀提供了“合适的”参与者。这类跨区域比赛要求选手“流利的英文听说能力”在许多亚洲国家往往是拥有良好教育资源的中上阶层才能具有的。由此，这些参与者与观众中的意见领袖所持有的价值观通过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体普及到更广泛的人群，使得区域对“亚洲”或“全球”的想象趋于一致。
这些改编的节目实际上是全球化的模式在当地建立的全球性“机构”，无论是从电视行业的技术层面制造同一标准，还是以发达地区的时尚潮流收编整个区域的审美，都是以联合亚洲为台阶来联合世界。在这种进阶式的联合过程中电视作为一种媒介的功能和边界也再度引发讨论。电视线性播出的特点和直播功能使它在传播一个区域内仪式性的事件中能扮演召集国民或区域联盟的角色，然而在观众与节目承载的媒体事件的互动中电视仍饱受非议，新媒体提供的人与屏幕的新型关系似乎是大势所趋。这一类跨区域的选秀比赛越来越沦为一场脱离政治和文化根基的商业表演，但波登认为这是“误解了电视能够和应该为国家做些什么，建立在对国家和大众媒体的陈旧观念基础之上的事实，一定程度的文化融合（在凝聚国家的过程中）是必须的，电视应该扮演这个角色。”[40]这种观点或许不只为真人秀也为电视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