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人类欲望与传播技术

信息产业，构成了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基础。真人秀节目模式虽然是为了围绕“人”来展开设计，但实际上“秀”（展示）的却是人类的欲望和媒体技术本身。这一特征并不是由英国模式独有的，它是由真人秀这一节目形态所决定的，但上述几档全球化的英国真人秀节目模式无疑巩固了这一特征。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欲望是一种自我意识。而意识要对自身存在进行考察，就必须基于某种对照，因此需要一个“被规定为自我意识自身以外的对象”^[45] ，而这个作为参照物的“非我”既能否定“自我”也能映射“自我”。西方真人秀节目模式的核心元素：竞争以及模式输出国与引进国之间的文化冲突都重复明确了“自我”与“非我”这对二元对立的概念，而所有真人秀吸引人参与或观看都在于对基本人类欲望的追求和实现。大到实现社会价值——职业目标，小到满足生存需求——争夺食物资源，无一不是基于人类内化“非我”的欲望。

真人秀展现这些欲望的目的是满足更为广泛人群即观众的欲望，由于观众对这一类节目形态的深度参与，使得节目在一定程度上也展现了广泛人群的欲望。互动环节的设置是满足大众对权威媒体的控制感，尽管这种控制是基于由节目制作人——相对于观众的“他者”的预先设计选项的选择。真人秀所构造的少数人——明星、金融大亨、探险者、拥有特殊技能者（厨师、设计师、育儿专家）的真实世界，也满足了观众对“非我”窥视欲望。真人秀节目成为哗众取宠与魅力的结合，同时监视正在变得合法化、正当化。监控镜头和独白式的单独采访形式使得真人秀节目不仅提供对他人生活的窥探，也提供对他人思想的窥探。真人秀节目模式以越来越戏剧化的手法来鼓励对各种欲望的欲望，它以不成文的规则奖励那些直白表达欲望、并以极端行为实现欲望的个体，这一风格在选秀类节目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真人秀不断制造的是“要得到某物的欲望，而非某物本身”。许多学者^{[46] [47]}认为我们和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间总有一种差距。这种渴望（和这种没有满足的感觉）是现代消费主义的核心要素之一，就像我们会继续寻找那些更接近我们幻想的产品一样。坎贝尔坚持认为，体验本身并不是理解的关键乐趣，预期才是中心。通过19 世纪初小说对白日梦的鼓舞，愉悦被引入想象未来的程式化过程中 ^[48] ，而这对现代主体性和资本主义来说至关重要的。所以象征主义和交流，是消费社会的决定性特征。消费的最终的目标往往是去体验人们在脑海中想象的东西。真人秀很好地适合这个以消费为导向的世界，无论是在节目中还是节目的广告中都承诺给予观众想象的乐趣或实际的感官愉悦。

类似的，在真人秀出现之前没有哪种节目形态会这样热衷并展现传播（communication）技术。这种对技术的关注是多层次的，首先积极运用最新的媒体技术在节目模式设计中，最为典型的是《老大哥》的模式，20世纪90年代初期兴起的闭路电视技术和互动通信技术（电脑、手机）都被节目迅速采用，节目的包装（片头和预告）也都以镜头、电视机、编辑台等形象为主。这种对媒体技术的强调既契合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也带有一种对技术无所不在地入侵日常生活的思考。其次，这种关注在真人秀后来的创作实践中进一步发展成对媒体技术的社会意义的检视。拉希和厄里认为，是象征而不是信息字节成为后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源^[49]。近期的真人秀对新媒体技术的运用，往往是对技术意义的放大才使得其具有革新意义。对新的媒体技术的强调往往成为媒体内容的一部分，最典型的案例是《下一个明星》（Rising Star），节目延续了行业前辈用新的媒体技术弥补电视技术单向传播的传统理念，在直播中通过手机App为选手投票的观众头像会出现在舞台中央的巨大弧形屏幕上，这堵被称为“命运巨墙”的屏幕会在选手支持率达到一定比例时升起。这档几乎是为了使用新技术而创造出节目的模式透露出行业对技术的重视。事实上，有相当的英国制作人认为，新的媒体技术能帮助真人秀带来新的感觉，这是真人秀模式未来发展的出路之一。此外，《凝视盒》的创意初衷也带有强烈的电视媒体人与新媒体技术较量的意愿，观看“观看电视的人”是为了证明电视在新的媒体时代的鲜活力量，这一大众媒体仍然活跃在人们的客厅，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发挥重要的影响。再次，它还包含了媒体“造星”技术的关注。工业时代的大众媒体对社会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制造了作为消费符号的大众偶像，将普通人“魅化”。真人秀不仅以窥探媒体内部的形式解密了媒体的造星术，更结合新媒体技术将这种技术交予大众。此外，新的媒体技术也会激发新的欲望：通过真实电视体验更多。真人秀对欲望和技术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是这样以及社会何以变成这样，而这种展示又成为影响和改造社会的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