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方专业化技术打造极致东方美学：《我是歌手》
何种情境会让一位资深的专业人士感到极致的压力而产生戏剧性效果？西方真人秀模式给出了两种方案：一是将其置身于自身专业技能完全派不上用场的场景，如《我是明星，把我救出这里》或是《与星共舞》，二是把他/她和其他高水平的同行们放在一起进行专业技能的比拼，如《厨艺大师》《学徒》等。韩国真人秀模式《我是歌手》（以下称为《歌手》）借用了第二种方案，以电视观众最不陌生的行业：演唱作为竞技的内容，以极其精准而繁复的专业化途径成就了极致简约和抽象的东方美学。
《歌手》是湖南卫视2013年从韩国MBC 引进推出的歌唱真人秀节目，原模式的设定是邀请7 位沉寂已久的实力唱将进行竞赛，由现场500 名大众评委听审参与表决，每期淘汰一名排名垫底的歌手，由新加入的一位歌手顶替，在最后一期歌王争霸赛中7 位歌手将争夺“歌王之位”[27]。这档模式节目在中韩两国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收视效果，更重要的是对本地歌坛进行了重新洗牌，几乎每一位从《歌手》节目走出来的歌手都迎来了第二度事业的春天。歌手们展现出的高超唱功和高度的职业素养引发了观众对歌手这一职业标准的热议，以专业水准而非外形见长的歌手由此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多的关注，《歌手》节目本身呈现的专业化水准也极大地冲击了整个电视行业，催化了国内电视真人秀的进一步专业化、极致化、纯粹化走向。
对观众来说，《歌手》的专业性首先体现在外在的视觉体验，在《歌手》之前国内从来没有出现过以这样纯粹的仅以灯光作为舞美布局的唯一方式的电视节目，极具东方美感的灯光效果令观众震撼——每个场景的灯光色调一般不超过两种，造型上却呈现出千变万化的样式，可以营造氛围、推动情绪，也可以完成揭幕、转场、改变舞台时空感知等实质性的功能。纯色灯光就像是中国水墨画的墨色，以极简的用色制造出层次多样的色彩感知，以大胆的留白营造出令人遐想无限的美学意象。这种看似随性抽象的灯光效果是建立在时间上精准到秒、空间精确到点的设计和执行上。第一季《歌手》的灯光全程有韩国原本模式节目的灯光师主导，每一期都需要前期花大量的时间根据歌曲的意境、节奏、歌手的服装造型、歌手之间的不同气质做出设计，并根据彩排的走位微调每个点的效果，《歌手》的灯光由此在质量和数量上满足点、线、面的各种色调，动静效果俱到。灯光效果虽然百变，但从造型基础上来说只有两种：发散和集中，歌手始终是灯光发散和集中核心。目的是从视觉上排除其他干扰因素，让歌手专注演唱本身，使观众的视线集中于舞台中心的演唱者。遵循极简原则的灯光配色营造了一种庄重感，构建出一个“音乐殿堂”，只留给真正的音乐爱好者与歌唱本身对话。歌手动作编排也配合这种极简原则，舞台上没有伴舞只有伴唱，确保演唱者是观众注意力的焦点。有网友调侃称：“ 《歌手》是座整容院，谁上谁都变好看。”参演者干净的妆容、简洁大气的服饰风格在低饱和度的纯色背景的映衬下呈现出一种“高级”的质感，与极具视觉感染力的灯光视效交相辉映。事实上，第一季《歌手》可以调配的灯光设备的数量和种类要远少于后几季，基本以光束灯为主，但正是这种以基础的灯光种类组合出无穷的灯光效果体现了《歌手》模式的先进性，后面几季的《歌手》为避免观众审美疲劳而更换了欧美的灯光设计师，以五彩缤纷的灯光效果打造宏大的视觉叙事效果，其实已经背离了最开始的极简中蕴藏繁复的东方美学理念。
为了尽可能地还原现场的灯光效果，模式对影像录制也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现场录影设备超过50 台，分为移动设备和监控设备，分由两个部门调配。除了现场的多部机位，每位歌手的房间、走廊、彩排现场都配有多台摄像机，记录歌手每时每刻的每个细小动作、表情，并采用韩国特有环形轨道的推移摄制。为了保证色调的一致性，一个场景只用同一种机型，并配有固定的色温设置，包括候场区、休息室、走廊都有固定的色温要求，并由后期调色来控制统一，确保整期节目的画质不会因为转场而发生大的变动。第一季时为了追求电影级别的画质，节目组特地从德国阿莱公司空运了23 台摄像机，打造了干净而信息丰富的画面，同时突出主题。时任《歌手》幕后设备主管何良表示“必须在2K的平台上面做4K的努力”[28] ，才能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时期把观众留在客厅。多台高质量的摄像设备带来充实的原素材，才有600 ∶1（分钟）的素材节目时长比。一期节目有3700 多个镜头，平均3-5 秒一个镜头，这是模式对海量信息筛选后的精品。《歌手》中丰富的观众素材是由舞台下12个固定机位和观众席中隐藏的3个机位捕捉下来的。80%都是两个观众镜头连续出现且一长一短，非常典型，无疑是经过海外原版节目在剪辑实践中得出的优化模式。而这些素材的获得依靠的是强大的制作队伍，《歌手》的制作团队则达到350 人。彻底打破了以往湖南台一个制作团队20 至30 人小作坊式的制作方式，而这支庞大的制作团队都依照原模式的制作宝典进行精细而严格的分工与调度。
视效的专业化是吸引观众的第一步，真正让他们着迷的是内容的专业性，这体现在表演嘉宾的高专业水准的新思路上——模式将歌手以往的经历和赛场表演剥离开来，专注歌手作为一个竞演者而非一个明星的身份，参与者被“去神化”。但这种“去神化”和以往的《舞林大赛》和之后的《星跳水立方》都不一样，明星们褪去光环后在节目竞赛中比的不是他们不擅长的事情，而是一项他们赖以生存的事业的根基，并且这个舞台不是录音棚，不能被后期处理，也没有NG重来的机会。前者的失败是可以被接受的，而节目中的失败则会损害之前累积的名誉和危及未来的职业道路。正如齐秦反复提及的“当初你自己做评委时挑别人的标准，现在自己能不能做到呢？”被放在这样突出换位的极致化环境下的歌者也会展出自己的极致化水平。每一位歌手上台站定后，会有几秒钟的酝酿时间，同时配上心跳声，以此强化比赛的严肃性与竞争的残酷感，所以羽泉组合在表演前会“手心出汗”，陈明像刚出道的小姑娘一样向观众“拉票”，黄贯中在宣布结果时忍不住打断经纪人发言，直言“太紧张了”，韩国歌手黄致列更是把在《歌手》舞台上的亮相比喻成“与观众相亲”，努力开启“第二人生”……每一位歌手都在跟自己较劲，都想把自己最佳的状态呈现出来。但也正因为如此，节目组在前期准备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要去说服那些成名已久的歌手来参加一个可能会当场淘汰自己的比赛，越是名气高的艺人越不愿意赌上自己以往和未来的声誉。故而这一模式创意虽然很早就在湖南台内部获得了高层的支持，但拖了两年才有制作团队敢接手。
《歌手》的模式规定在每一季的开始要求每位嘉宾对“歌手”做出自己的解释，大部分嘉宾都提到了唱功和专业态度。第一季的嘉宾沙宝亮就直言：“如果业余歌手都能唱，还要我们这些专业歌手做什么。”这其实是这档节目模式的内核：专业歌手到底专业在什么地方？歌手最本真的嗓音条件、演唱技巧以及临场表现的细节需要靠最专业的设备来传递和放大，因此模式要求节目全部使用演唱会级别的音响设备，例如竞演话筒全部采用Sennheiser旗舰产品数字9000的无线话筒，该系列是包含欧洲歌唱大赛、格莱美颁奖典礼、欧洲MTV颁奖典礼、《美国偶像》国内外诸多高规格演出的首选。场外的音响也同样选用顶级设备，尽管这些器材不会直接在电视上呈现，但为了让歌手们在各自的房间里听到彼此演唱的真实效果，记录他们最真实的反应，节目组不计成本给每个歌手都配置了JBL4307 监听音箱。《歌手》的制片人洪涛表示：“节目只表达一件事，就是极致化音乐的呈现。”[29]最高端的音乐设备配置，最能经得起考验的实力派歌手，放在500 名非专业的大众评委面前。大众评委看不到前期的采访剪辑，也看不到经过导演精心选择的切换画面，完全直观感受每位职业歌手5 分钟的现场音乐表现打分决定选手去留。观众除了直接聆听歌手演唱得到直观的感受外，还在每首歌之后看到专业乐评人对歌手本人的特长、本次演唱使用的技巧、演唱效果等的点评。节目同时也鼓励和引导观众在线上展开关于唱功问题的讨论，与节目形成良好的互动，也是对观众赏析能力的一种认可和培养。
节目对大众评审地位的烘托也走向了极致化。以第一期为例，从节目的12分13秒就开始出现观众到达镜头，14 分53 秒已给出观众特写镜头，而第一组歌手羽泉组合到了15 分50 秒才正式出场，在其演唱的5 分钟内穿插了10个观众镜头。整期节目有60 余个观众镜头且多为特写，最长的观众镜头达到13秒。因为大量观众特写镜头的使用，观众听歌时的情绪得以充分表现，节目中大量观众镜头的使用，使得“观众”这一身份在凝视与被凝视之间游离，形成了新的身份认知也提供了新的观看内容。另外，现场布置的20多支环境收音话筒和分轨录音最大程度保证了节目组对现场观众情绪表达的控制力。当然，因为节目画面过多展现观众夸张表情的特写效果，也使得《我是歌手》饱受“职业观众”“表演帝”的质疑。尽管如此，节目组仍不改初衷，坚持成就了节目的特色。相对于其他的职业竞赛（厨艺、经商、跳水）来说，演唱效果的评审或许是最不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因此绝对依赖观众的感官评价，就是对歌手专业技能的最有挑战性的现场考验，
总的说来，《歌手》模式的原则是对已有模式元素做减法，然后将保留的元素做到极致。韩国原版模式要求参与者必须都是成名已久的歌手这一限定多源自韩国文化对论资排辈的强调，将“前辈”置于可能颜面尽失的情境，也是为节目制造潜在的戏剧冲突。中国的现世文化对这种设定没有那么强烈的认同感，所以中国版的《歌手》弱化了对选手身份限定，强化了专业演唱能力的要求，因为这正是中国流行乐坛所缺少的。模式没有设置复杂的竞赛规则，没有限定唱法的种类，考验的是歌手对一首歌曲的理解和重新诠释是否能真正地打动人心。在粗制滥造作品泛滥的新媒体时代，这种专业化、极致化和纯粹化的定位为节目在音乐圈树立了权威，也凸显了电视媒体对专业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