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与激进并存的社会精神
模式产业的高额利润和快速发展的势头激励着越来越多有创意的英国年轻人投身这一行业，成为刺激行业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动力。而英国漫长历史所形成的社会风气则是英国模式生产社会情境的重要组成，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英国民族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并存。保守主义体现在对传统贵族精神的坚守，激进主义则更多的表现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鼓励。
贵族精神是英国的贵族阶层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独特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这套标准伴随着君主立宪制中对贵族社会地位（非经济地位）的保留而在社会中保留了下来，同时，又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与时俱进，但是一些核心理念例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责任感仍被保留。对传媒行业来说，贵族精神最大的影响是其培养了一种“向上流社会看齐”的社会生活原则——无论是BBC严肃与高雅的风格、带着民族国家使命感的公共定位，还是旨在提高广电媒体文化呈现的品质的英国广电媒体规制[18] ，都是贵族精神的体现。即使受到制衡思想的影响，英国的社会等级结构虽然鲜明，但等级之间的“垂直流动性”比欧洲大陆要强得多，而受到工业革命“自助”思想的鼓励，大众更倾向于认可通过自我奋斗进入上一阶层的价值观，这也强化了这种“向上看”的思想。
贵族精神铸就了英国民族的文化特质。首先，对英国大众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贵族的教育形态。一方面，皇室为团结贵族这一统治阶层，培养贵族子弟形成共同的人生目标和态度，发展了一种精细的标准化教育。例如，在东方思维看起来应当是天马行空、由感性和抽象思维主导的文艺创作，在英国却发展出模式“宝典”这样详尽的框架结构和制作章法，并且精细程度远超过欧洲其他国家，或许贵族教育的规制就是原因之一。同样的，模式作为一种电视生产的教育形式，其对精准的要求会导致“受教育”（购买和使用模式的海外制作人）形成一种类同的制作标准和意识形态。另外这种标准化的教育在对媒体监管体系和制度上也发挥了重要影响，上文中提到的皮尔金顿报告及历届广电媒体调查报告共同的目标都是“树立一种制作和评估好的传媒的标准”[19]。从积极层面来说，它形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影响力，由于便于学习和模仿，成为英文化对外扩散的优势因素；从消极层面来说，这种过于僵化的方式和固步自封的态度在评估文艺内容时也造成了一些逆反时代需求的负面影响。
其次，贵族阶层引以为傲的冷静与克己，与近代科学的发展一道促成了英国民族对理性的推崇。在洛克经验主义式的理性主义的影响下，英国人的理性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并且往往是具体而形象化的”[20] ，就如英国的电视制作人在谈及成功经验时总是强调这是建立在数十年来电视人的经验累积上，包括试错性的经验。因此，一方面英国电视观众相较其他国家观众对新节目更为宽容，愿意给新播出的节目以时间来发展完善，另一方面，英国的播出编排鼓励精简每一季的集数（一般说来英国版的真人秀节目一季只有十来集，而美国版每一季均超过二十余集），这样的编排方式给予市场检验不同的新节目的空间。
虽然资本主义精神较贵族精神出现得较晚，但近年来对英国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虽然受精英文化的影响，英国在意识形态上始终对商业精神所鼓励的东西十分谨慎，如强调文化的有机性、重视商业广告对节目质量结构性的影响等，但是商业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仍不可阻挡地改变了整个国家的传媒生态。
媒体行业商业化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放松了对传媒事业的管制，继《1996传播法》在公共广播电视领域中进一步引入了市场经济的竞争体制后，《2003 传播法》进行了更大刀阔斧的商业化改革：首先肯定了ITV电视台对商业化的专注，其次允许英国本土的电视台被欧洲以外的买主收购，再次立法设置Ofcom取代以往的五个分管部门，目的就是要及时回缩管制，尤其是“当管制变得不必要”时[21]。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响应资本自由主义的号召。自由市场的理念认为消费者是对什么是自我需求的最佳判断者，因此媒体政策要做的是提供给消费者尽可能多种类的选择，并交给他们足够的选择权。就此，广播电视系统的公共服务定义被符合消费主义的价值观重新解读，迎合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发展需求。相较于古典主义，自由市场强调个人价值，弱化道德观念，这些都培养了后期真人秀的大众的审美土壤。事实上，模式的诞生从根本上来说也符合资本主义控制风险和控制成本的追求。
另一方面是扩大了国内的资本市场，国家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地理边界被一再地跨越了。进入21世纪之后，英国本土的传媒法律和政策的出台在很大程度是与欧洲大陆以及国际形势相挂钩。文化折扣理论认为，拥有最大的国内市场是一国文化产品最具竞争优势的主要原因，美国广大的国内市场使其主导了国际文化贸易[22]。欧洲国家受到国土面积和人口的限制，难以以一国之力抵抗美国文化的入侵，而欧洲大陆在历史上的渊源使得欧盟国家在电视内容交流上的文化折扣也较小。因此欧洲媒体形成了密切联系，以获得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媒体此时被视为“欧洲身份认同的集体的自我表达的中介”，而不仅仅是某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自我表达。同时社会精英阶层要求欧洲的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给传媒工业提供帮助，例如作为协调人提升新技术的标准，方便推广他们的产品等。
此外，英国人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也有助于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意氛围，以及平级化的管理模式。精细的社会分工和完善的配套产业也都作为社会生产背景，有力支撑了模式产业的发展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