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斯底里”成为常态的真实情绪

詹明信认为，欣喜若狂感连同强烈的情绪常被视为新文化的经验特色之一。詹明信所描述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艺术作品中那种“歇斯底里”的情感，在真人秀中也成为一种常态。真实与“秀”是存在于真人秀这一节目类型基础框架中的一对矛盾元素。“秀”的目的是引发或制造出观众的某种情感，而模式的互动性要求情感强烈。基于真实性的原则，“秀”的途径是以框架下人物的真实感情去牵动观众的真实情感。“秀”所带来的观看体验——情绪，是如此的饱满，使得观众降低了对节目内容真实的需求。在真人秀节目的早期，真实与否是观众决定是否淘汰选手的标准。时至今日，观众将这一范围缩小为“选手的情感是否真实”，例如在选秀类真人秀节目中，对“演唱”梦想表现出极致热情的独特个体时常有机会击败那些真正具有演唱才华的选手。这也揭示了为什么在例如《我们约会吧》《单身汉》等情感类的真人秀节目中，在节目配对成功的情侣在现实生活中走进婚姻殿堂的却少之又少^[6]，在《偶像》系列选出的冠军获得长久艺术生命力的亦屈指可数，但并不妨碍观众年复一年地将自己真实的情感投入到节目中，可见真正吸引观众的不是真实，而是真人秀模式制造情感的方式与效果。当今真人秀承担的社会作用是让观众经历疯狂的感情，而不用真的发疯。情感发挥了类似传播媒介的作用，成为真实的载体，正如一位英国制作人所言：“秀”是使真实电视更易被广大观众所接受的一种途径。

固定的电视节目播出时间把观众和国家暗中连接了起来，创造了一种内在的共同记忆。真人秀模式对观众参与的需求、播出时间的编排方式、一季节目所跨越的时间长度以及直播的形式，打造了一种全民共时性的体验。大型的真人秀模式节目，如《好声音》或者《X元素》这类真人秀节目的总决赛，观众、参与者、制作人都会卷入一个以国家时间为边界的大狂欢中，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幸存者》1998年在美国的成功。由于它的过程性与真实生活有机关联，使得大众的兴奋情绪可以迅速蔓延。我们围绕在一种情绪中（如悲痛、厌恶），会感到自己属于某一团体，这种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新媒体所带来的身份认知上的焦虑，而真人秀模式成功的秘诀在于大规模的制造这种情感的方式。将节目节日化，以制造狂欢的氛围，并以季播的形式将“狂欢”情绪常规化，后果是刺激观众需要更多的和更强烈的狂欢情绪。这种风格的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真人秀这一节目类型中，也渗入媒体机构的日常运作，在我国，最早引进真人秀模式的湖南卫视深得此精髓，人为地为节目创造意义，以狂欢的情感作为连接全国观众共同体验的纽带。兴奋性能使人们感受到他们社会之外的力量，在这里国家再次成为一个时空上、情感上日常可感知的概念，而且按照勒庞对“乌合之众”的描述，“因为国家大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7]。歇斯底里的情绪就是这一心理群体的特征，因其满足电视节目对收视率的原始追求。

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曾提出大众媒体需要担当起社会情绪的“排气阀”。因为社会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由于这些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体会产生一些不满情绪，如果长期得不到释放，情绪不断堆积，便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一个社会，需要设置一类经常化的、制度化的通道，及时排泻累积的不满情绪，以保障社会运转的安全^[8]。在传统媒体内容受到较多控制不能担负排气作用的时候，真人秀模式对观众的邀约使得这种阀门突然打开，从而形成巨大的情感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