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化研究的结合

一些文化研究机构自其在英国成立之初（如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64年），就非常注重在地化取向，强调文化研究要在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问题，关注“活生生的文化” ^[17] 。台湾地区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陈光兴教授也曾明确指出：文化研究应该有很强的在地性，应该是跟自己的生存空间相联结的……你要了解到很具体的社会现象，才能对于整个社会结构有理解^[18]。如上文所述，在跨国文化研究当中已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注意到文化与模式的关联。根据杨瑾瑜2013年对139篇ISI（科学信息研究所）的真人秀研究论文的词频分析结果，这些高质量英语语种论文关注的议题有传播效果、受众、真实性、种族及女性主义问题等。非常明显，文化研究的思路已经清晰地深入到真人秀研究中去了，包括女性、种族、身体的关注。虽然这些研究中有一部分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模式，但真人秀节目的流行是真人秀节目模式得以全球化的重要原因，而真人秀节目的特征也会映射在模式的特征当中。

而在专门针对模式的研究中，文化研究的视角在不同层面发生影响。例如文化对于模式国际贸易的影响，又如探讨化妆类真人秀与消费文化的关系等。又如在个案研究中，有学者对比分析“达人秀”这一节目模式在4个不同国家的跨文化表现。维多利亚·坎（Victoria Can）通过考察跨国改编的真人秀节目《美国超模》，指出真人秀是重构“民族”的一种“全服性”力量，因其体现了一种日常国家身份，认为民族国家既可以从相同角度建构又可以从不同角度建构。这对我们考察英国对其他国家的模式改编，以及其他国家（中国）对英国的模式改编的意义过程有重要启发。毫无疑问，要考察节目中的民族特性必须要考虑到流行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然而，文化并不仅仅局限在民族化这一个点上，它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英国的学者詹内特·斯蒂姆斯也强调文化在模式全球化中的重要性，但她的著作讨论的是“哪些当地文化因素会影响观众对模式节目的接受度”^[19]。其他学者涉及文化问题时，要么是讨论真人秀节目模式的部分与文化的关系，要么是讨论模式与文化的部分关系，没有能从本质规律上揭示模式与文化的直接关系，即模式是如何传播文化的、模式对文化传播有什么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对于模式在文化层面的深层意义提出了批判性的见解，例如瑞典学者安奈特·希尔（Annette Hill）就指出真人秀是真实电视中的一个特别类别，它邀请观众见证制造真实的构建而不是真实本身。当然许多模式研究是和真人秀节目内容研究混在一起的。本研究特别关注的是去除了所谓“本土化”内容后的节目框架——模式，指出其仍然蕴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痕迹。Jean Chalaby的研究虽然是研究世界模式市场的发展过程，但他也指出了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存在层级，英美为一级市场，欧洲国家为二级市场。西恩则认为媒介和文化的全球化势必会引起对本土文化和认同的强调，尤其在极度排外的南非。从宏观层面来看，《非洲老大哥》对非洲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照看来，中国对真人秀节目模式全球化的影响研究还有较大不足，缺乏把中国案例置于世界体系来考察的研究思路。但也有个别学者能够把模式的全球化与文化研究结合来考察，例如，余文斌就用“控制差异”一词高度概括了电视节目模式的市场逻辑，他认为“电视节目模式需要结合各种地方情境而进行再生产，在本土化过程中成为一种全球化的文化形式”。并正确地指出模式的“内在商业化逻辑会对本土文化进行切割和重整，使其成为适合于自身范式的文化素材”。可他却没有意识到模式这种文化形式也具备文化内涵才使得其具有了植入意识形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