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研究

在提及文化研究的鼻祖伯明翰学派时，需要注意其起源的一个直接原因：给予成人教育更多的帮助。该学派本身就是带着社会改造目的的，并且与大众紧密相关。这也是本书在理论选择上的依据，我们不仅考察媒介内容在文化层面上的影响和作为，更重要的是考察这些内容如何与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思维意识发生作用。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文化研究思潮，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紧密地与“传播”接合在一起。这种“接合”（articulation）发生的基础既来源于20世纪传播媒介迅猛发展与社会变革的深刻“语境接合”，同时也与文化研究一以贯之对“传播”的关注这一内在思路有关。文化研究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的引进后，克服了原有的两种范式：能动性大众文化和结构的大众文化的片面性。大众文化被看作是统治集团和从属集团利益斗争和谈判的结果，既不是从上而下的也不是单纯从下而上形成的。这对于我们理解模式的全球化有重要启示意义。模式往往是由西方国家生产并传播的，但事实上并不能简单把模式隐含的文化内容视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某一个社会体系强加于全球的企图会受到理所应当的抵制，但如果是不同社会共谋的结果，则难以被发觉并能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每一个参与方都认为模式反映或部分反映自己的文化，而这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模式的全球文化。

文化研究理论的运用也是一种研究视角上的创新。一方面，电视这种媒体的传播不单单是影音和内容的传播，也传播和扩散着附着在内容之上的文化；另一方面，过去的多数对电视模式的研究，都通常与产业、经济、资本扩张等联系起来，文化视角在此类之前的研究中是“缺席”的，故本研究关注文化也是一种视角上的创新。此外，文化研究理论也起源于英国，关注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商业电视的普及，大众文化在英国迅速崛起，文化研究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20 世纪50年代也是电视节目改编——这一模式雏形概念出现的时间点。文化研究与英国电视发展史紧密相连，而成熟的真人秀节目模式生产机制也是在整个英国电视业的技术、内容、政策、产业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再者，模式产业也是英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潘知常认为文化研究是将大众传播的过程视为文化生产过程，因此日常生活的权力关系反映意识形态的争霸。因此本书将模式的跨国传播看成是一种多元文化的生产过程，其背后是复杂的权力、意识形态的斗争。文化研究曾一度在中国十分红火，但随着新的学术理论的引进，逐渐被当成“过时”的理论。然而当代中国的传媒实践虽发展迅速却也问题众生，乱象不断，媒介研究依然需要这种批评性的理论思维。

霍尔指出文化研究的使命是使人们理解正在发生什么，提供思维方法、生产策略与反馈资源^[21]。这也是本书研究英国模式生产机制的目的，揭示模式生产的规律，对模式成片所呈现的特定形式而非其他形式的原因做出解释。本研究内容也大体采用理查德·约翰提出的文化研究的三种模式：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以及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本书研究模式这一文化生产的过程和使用的手段，伴随对模式文本的解析，讨论模式所身处的文化，将微观的文化层面和宏观的政治、经济框架相连接。阿尔都塞曾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组主题、概念和显现。男男女女在一种想象性的关系中生活，想象出自己真实生存条件的关系。由于真人秀节目的“真实”设定，对真人秀节目的参与者和观众而言，真人秀节目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他们生活在他者（观众、制作人、媒体、参与者）和自己的想象之中，而模式则是生产或引导这种意识形态的框架。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模式的社会意义将是十分惊人的。

理查德·约翰曾指出文化研究的产生与英国新左派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新左派在文化问题上的一些重要观点对文化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就包括“把文化看作社会过程本身，而把经济、政治仅仅看作这一过程的构成因素”。这也是文化研究有别于传统文学研究的重要特征，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雷蒙·威廉姆斯强调文化理论是“对整个生活方式中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而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民风习俗的总结。葛兰西也十分重视对文化进程的分析，同时，注重每一个文化环节在整体运作中的抽象意义。这些观点都强调对文化整体的解构、对动态过程的解析，以及文化与社会的关联，这些也是本书分析问题的切入点。本书所选取的理论辅线：媒介社会学亦重视媒介组织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通过解构媒介内容的社会因素，将其置于媒介实践的动态过程中去考察，与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一脉相承。

此外，承认权力形式与知识的关系也是文化研究的重大发现。然而以往的文化产品是在无意识中传播西方意识，模式以其留白的形式对文化杂糅进行邀约，呈现多层次的权力斗争与协商。身体始终是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主题，批判学者认为身体是反抗的主要场所。而真人秀模式对“人”的天然关注中，有一大部分是对身体的注视，而这自然引发对性别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