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者中建立的自我

“认同”不只涉及对个体的归类，也总是要将自己与他人相联系^[16]。自我认同不仅建立在基本的内部因素的基础上，也需要通过对“他者”的构建才能得以明确。由于真人秀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关注，更容易引发观众照镜式的凝视。

以这样的观看目的引导的观看行为从第一档真人秀《老大哥》起就广泛存在。饱受争议的节目内容引发了大批观众代入式的思考：如果我是参与者我会怎样？究竟什么才是真实个体在极端环境下应有的真实状态？这种广泛和深入的思考把模式环境下制造的极端化的“自我”转化成日常生活的参照。在有剧本的真人秀普及之后，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欧美国家的个体自我意识原本就比较强，模式既呼应了这种环境，又加深了这种文化，推己及人的思路也鼓励更多普通人投身（包括凝视）到物化为媒体工具——电视名人的过程中去，从而使得大众的目光也被商品化了。

不仅观众以凝视“名人”来获得构建自我的元素，同样，“名人”也通过关注的凝视来构建自身。真人秀表演与舞台表演有许多的相似之处，电视屏幕犹如隐形的舞台，一切进入到舞台的行为和个人都会发生“表演化的准备”，这是在凝视下的自然反应。和戏剧类似，“表演者”会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做出自我调整，尽管这种调整有延时性，并时常基于导演对观众反应的解读，但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电视、电影的观看机制即单向的观看——观看与被观者之间没有眼神交流。受到模式中互动环节（常以观众投票形式出现）的影响，被观看者的“表演”行为指向的是观者，而非节目中其他的被观看者，《老大哥》中“忏悔室”的第一人称镜头也模拟了“目光的回应”，而《X音素》中进入决赛的“被观看者”回到家乡与自己最初的观看者形成直接的目光交流，而这种对视作为节目内容被展现在电视观众视线中，又成为其继续观看的动因之一。

观者的目光不仅仅凝视本国真人秀的节目参与者，由于真人秀模式的跨国特性，同一模式的不同版本的参与者也构成观者的“他者”。尽管这种观看构建自我的意图不一定是主动的，但全球化的过程迫使社会个体联系全球人类状况来“认同”自己^[17]。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作为文明的文化，其中包含一条重要的信息：个人的自我发展、成功、竞争和地位获得的心态^[18]。大量的真人秀被进口的同时，原模式参与者的价值观也被作为标准答案，以选角的标准、舞台表现的标准被进口。纵观国内各大选秀节目，导师们异口同声地问：“你的梦想是什么？”选手们则殊途同归地回答：“唱歌（表演）是我从小的梦想”。而当节目中出现来自海外的参赛者时，本土观众对参与者的行为凝视，也是传统价值观与进入者所代表的观念冲撞和融合的。例如，作为美版《偶像》评委的考威尔、参与德国版《超级名模》的非洲裔姑娘、在英国版《厨艺大师》中夺冠的美国选手，以及在越来越多中国选秀节目中出现的外籍参赛者，都引发了关于“什么是正常的（normal）行为或表现”的大讨论。

电子媒介不断满足和激发我们对呈现文化差异的渴求。观者期待看到有趣而浓缩的文化展示，作为进入他者世界的准备或者直接替代体验本身。真人秀模式顺应了这一潮流，它展现了自我对他人生活的想象，并反过来作用于自我的生活。真人秀模式不仅重构了传统的凝视结构也改变了现实中人们的交往方式，我们观察了解一个人，“身体”取代“思想”成为评估个人的重要指标。在对“物”的放声高歌中，“人”在凝视中物化为商品和工具，而观察他人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更符合社会（媒体）期待的自我。由此，观看之道进而泛化为人的存在之道^[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