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整个电视工业的发展

一档模式节目的成功绝不仅在于模式本身的先进性，如何执行制作、如何叙事都体现节目制作团队的综合能力。《新星》的制片人在制作这一模式节目之前曾长期从事音乐创作和舞台剧，捧红过以色列的顶级音乐家。这一经历无疑在他指导节目组从海选中挑选出真正具有演唱技巧、艺人潜质的“普通人”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如西蒙在创作《流行偶像》之前就有在唱片业巨头BMG公司担任资深顾问的经历，发掘并捧红了西城男孩。这种对现代音乐工业的切身体会、对音乐品质的把握、对包装明星的操作流程的熟悉、对音乐受众喜好的理解对于制作一档音乐类真人秀节目或许有着微妙而不可或缺的影响。同样，一个国家节目模式行业的成功也依托于整个电视工业的成熟，以色列模式在近年来的国际市场的迅速走红和其整个电视工业的快速成长密不可分。

以色列只有两家商业电视台，并且节目受到较为严苛的宗教和政治管制，对于以色列的电视评论家来说，决定一档真人秀节目的质量的是它的道德价值而非美学和艺术价值^[69] 。所以以色列的商业电视节目往往很难得到较大数额的资金支持。但以色列电视人反而让这种财政限制成为一种自身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以色列的制作人在十几年前发现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实现制作投资不菲的电视节目，那就是制作模式把它们卖到海外去。通常说来以色列没有英美国家的首集审片制度^[70] ，从制作体系中去除了高昂的首集拍摄成本。有限的资金迫使本土的创作者反复修改剧本直至拍摄开始，并鼓励创新叙事方式以帮助节目可以基于小成本运营。因为缺乏资金去拍摄大场面的打斗或制造特效，以色列电视人往往把关注点放在发展引人注意的人物和故事线上。相对于其他国家对于剧作家的关注不够，以色列最大的几家制作公司如Keshet 和Avi 则愿意去找那些前所未闻的创意者，给他们资金和空间去成长。相对低成本的制作预算使得以色列的节目模式对许多国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英、美那样丰厚的预算去开发新节目。以色列模式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除了压缩成本，他们也革新了投资方式。以色列本土成立了一个名为电视模式基金（TVFF）的组织，他们借鉴了以往以色列高科技孵化器的经验，不具体投资某一家公司，而是把资金分流给一系列模式。TVFF会和创作人会面，检验那些潜在创意，评估市场和财政可行性，基于全球市场趋势，给予模式制作者建议，帮助模式做海外推广。TVFF的联合创始人Dolev 表示由于行业从业者经验丰富，在以色列往往开发一个模式并生产一个试播集的投资不过几十万谢克尔币（谢克尔对人民币汇率是1：1.792）^[71]。任何一档由TVFF投资的模式卖到国际市场，所有的投资者都会分一杯羹，这些模式获得续集订单，贩卖商品周边投资者也会得到分红。这种长远的回报模式也吸引了更多人投资这个行业。

以色列电视人讲故事的能力近年来也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根据以色列电视剧改编的美剧《扪心问诊》《国土安全局》都先后拿过艾美奖，《信号灯》的以色列版则直接拿下国际艾美奖，这些剧在西欧和亚洲国家也广受欢迎。《国土安全局》的制片人亚历克斯·甘扎指出当地的电视业相对年轻，因此没有被固有的叙事方式所限制^[72]。这也是当地观众需求的映射，以色列观众被描述为“高媒介素养和无耐心的”，所以当地的频道发展出了一种被称为“先锋的主流”政策^[73] ，相较于美国更勇于创新。一方面在选题上以色列电视人更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有风险的内容。Keshet 的首席执行官阿维·尼尔（Avi Nir）就曾表示“我们通向观众的道路就是‘与众不同’ ，我们不做千篇一律的节目”。例如，《相对无言》（Yellow Peppers）就讲述了一个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什蒂尔》（Shtisel）则讲述了耶路撒冷正统犹太教区米-歇雷姆极端正统的犹太家庭的故事。这些看起来是很小众的话题，但是都卖到了很多国家。另一方面源自他们对以色列现实的密切关照（这也体现在《我们》的内容选择上），一个常见的主题是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这些极大地吸引了全世界的兴趣。当今的以色列社会是一个大熔炉，在这个多民族（多矛盾）聚集的地区（和美国的背景相似，但后者的矛盾没有那么集中和尖锐），人们应该如何相处？潜在的主题既包括战争、恐怖主义、宗教和政治冲突，也包括日常挑战：例如，如何与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邻居相处。这些内容既是以色列所独有的，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生活的每个国家的观众可以代入的。整个行业的叙事能力也反哺了以色列的真人秀模式产业，讲故事的能力体现不仅在模式主题的选取、框架的搭建，也反映在具体的每一个环节的展现，每一个人物形象的设置。《我们》和《下一个明星》制作人亚尔迪尼直言“一个好的故事会生产出一个大热的电视节目”^[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