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于真实的构想成为全球的真实

按费里德曼的说法，非西方国家通过获取西方的物品来“强化自己”，而真人秀占据的是对世界“常识性认识”的关键位置，因而它会影响模式输出国关于世界的基本认知。西方对于全球的真实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全球这一概念对于西方来说是真实的，譬如由《偶像》系列发展而来的《世界偶像》大赛，又或者是《极速前进》（The Amazing Race）贯穿环球各地的速度竞赛，对于西方人而言，生活的“真实”就是体验全球的生活。另一层含义更多指向西方通过真人秀模式以贩卖的形式对真实概念进行输出。消费社会往往需要“通过符号增添附加值来维系或者再生产权力阶级和阶级利益”。为不同表征而发生冲突或者争论，有时并非与自己的实际利益相关，例如投票给《美国偶像》中的黑人选手的观众并不一定都是黑人，但投票者却可以通过被选者得到社会认同这一符号性过程中获得一种象征性的许诺，即对公平可能性的许诺，也是对抵抗可能性的许诺和对“可能”的可能性许诺。

真人秀模式带有西方如何看待非西方的倾向，这是一种博物馆式的，或者是看展览式的方式去观看一种生活或者文化的浓缩部分的观看习惯。这是一种观看艺术的固定形式，世界的其他民族国家都被定义为“他者”，并从自己的感知中去解释理解他者，他者本身却并没有发声，就好像《我是名人，把我救出这里》中，明星们在原始森林中的体验并非是原住民真实的体验和感知。固定的理解思路使观众的理解能力受到局限，而事实上生活本身是无法被理解只能被感知的。节目模式所提供的互动，是观众与节目所提供的“真实世界”的互动，实际并未真正与非西方的生活发生互动。西方模式和其背后的符号象征都以扩散到非西方人的生活日常，即使它们是在本地制造的（改编），但使用这些东西，以及看待它们的方式却是西方的。

真人秀的“真实”概念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有时间指向，即当下。直播是真人秀模式的一种重要元素，是一种对当下时刻的孤立。然而一个国家的民间艺术、生活方式、秩序与规范、交流符号，这些被麦基洛普称为“有机社会”（the organic community）^[9]鲜活的文化，都是从对自然环境和规律的古老经验发展来的。非西方国家从西方那儿继承了当下，却丢失了对自身历史的延续性。模式的影响并没有止于真人秀电视节目本身，作为仪式和范例被不同民族使用，视为制作行为的模本，它自然地延伸到对电视人行为的规范。反复强调节目本身的重要性是模式的重要环节，而这种强调的本质是凸显媒体的重要性。一档成功真人秀节目的背后是一座巨大的现代媒体机器：电视、报纸、广播、网络，它们相互为对方提供内容，以沉浸的方式包围观众，让观众觉得这档大型的真人秀节目对生活是至关重要的。而现代媒体的这种运营方式无疑也遵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价值。